洪武十一年的“錢蘇事件”更是朱元璋有意放出的一個信號。洪武九年(1376),皇帝因星變求直言，常熟儒士錢蘇持一封密奏入京，丞相胡惟庸首先接見了他。這位錢學究見了胡丞相竟不下拜。旁邊的人斥責他，錢蘇說：“我是來向天子上書的，豈有未拜天子先拜宰相的道理?”胡惟庸一笑置之，道：“說得是。”朱元璋看過他的奏章，很讚賞他的才學，命令在中書省安排職務。錢蘇再見胡惟庸，禮數很周到，胡惟庸卻正眼不顧，打發他到南京後湖荒僻之地看守檔案去了。洪武十一年五月，舊元幼主愛猷識理達臘病卒，翰林院所撰祭文朱元璋都不滿意，便出榜懸構。錢蘇應詔撰進，內有雲：“朕之得，複我中國之故有；汝之失，棄其沙漠之本元。”使朱元璋拍案叫絕，立即召見。問他一向在哪裏供職。答雲：“在後湖架閣庫校對簿書。”朱元璋想，這不是連實習監生都不願意去的地方嗎?於是說：“是不是丞相對你不大滿意啊!那這樣吧，我直接安排你個職位。”錢蘇表示，近來身體有病，恐怕不能為皇上效力。朱元璋說：“那也好，你就回家去養病吧。不過，這一路也要為朕做些事情。在經過沿途所在州縣時，你可以直入大堂，南向而坐，向所在官員傳朕的旨意‘皇帝敕爾，善辟田裏。養老恤孤，無忌軍旅。簡在帝心，欽哉勿替’。”錢蘇拜謝出宮，一路風光地回到家鄉，出了鬱悶心中幾年的窩囊氣。據說，句容縣令很好地招待了錢蘇卻沒有向皇帝匯報，丹陽縣令一方麵給予禮敬，一方麵密報此事，以防有詐。朱元璋想來沒有給錢蘇符驗是個疏忽，便命補給信符。同時，表揚了丹陽縣令的小心稹密，而訓斥了句容縣不予奏報。
洪武十二年(1379),種種跡象表明朱元璋在中書省問題上將有重大行動。這年六月，他將吉安侯陸仲亨、江夏侯周德興、宜春侯黃彬從集中練兵地臨清逮回南京。其中陸仲亨與胡惟庸關係密切。七月，將李文忠從平息吐蕃叛亂的西北前線調回京城，提督大都督府。八月，頒布一項優待官吏的條令：“自今內外官致仕(退休)還鄉者，複其家(免除全家徭役),終身無所與。其居鄉裏，唯與宗族序尊卑如家人禮，其與外祖及妻家，亦敘尊卑。如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於無官者之下。如與同致仕官會，則序爵(官位),爵同序齒(年歲)。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必答禮。庶民則以官禮謁見，敢有淩侮者，論如律，著為令。”讀書士人一日為官終身為尊，這樣的優待是古來所沒有的。這顯然是拉攏和收買的政策。十一月，借褒獎征西功勞的名義，又晉封了一批將領的爵位，使前方將士情緒穩定而鼓舞。就在這時，一件小事引發了朱元璋與惟庸的衝突。原來，惟庸的兒子是個惡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