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祖李淵本來是不想更立太子的，但是李建成既已被殺，就隻好同意蕭瑀和陳叔達的建議。六月七日，下詔立世民為皇太子。詔文說： “皇太子世民夙稟生知，識量明允，文德武功，平一宇內，九官惟序，四門以穆。朕付托得人，義同釋負，遐邇寧泰，嘉慰良深。自今後軍機兵仗倉糧，凡厥庶政，事無大小，悉委皇太子斷決，然後聞奏。”這裏，所謂“義同釋負”,未必是由衷之言。充分肯定秦王世民的“文德武功”,倒是體現了立賢的原則。至於規定今後軍國庶事，不分大小，一律先由皇太子處決，也就是表明李世民實際上開始執政了。
過了幾天，李淵又提出：“朕當加尊號為太上皇。”表示了要早些退位的意願。八月癸亥，製傳位於太子。甲子，李世民正式即位於東宮顯德殿。次年正月，改元“貞觀”,開創了“貞觀之治”的新時期。
對於唐太宗來說，玄武門之變的勝利雖然帶有某種偶然性，但是，皇位要由他來繼承卻是唐初政治發展的必然趨勢。眾所周知，李淵稱帝後，在百廢待舉，萬事草創的困境中，他尚能撥亂反正，承襲隋朝典章製度，製定“與民休息”的經濟政策，重新頒布均田製與租庸調法，努力恢複農業生產。同時，依靠李世民的雄才大略，次第削平各地割據勢力，完成統一大業。
武德前期，他尚能以亡隋為戒，虛心求諫。正如他自己所說：“隋為無道，主驕於上，臣諂於下，上下蔽蒙，至身死匹夫手，寧不痛哉!我今不然，平亂責武臣，守成責儒臣，程能付事，以佐不逮，虛心盡下，冀聞嘉言。”但是，很快就不行了，生活上貪圖享樂，政治上暮氣上升。
李淵晚年幾乎被眾多妃嬪所包圍，輕信寵妃讒言，政事諉之裴寂。他曾令貴妃們攜帶珍饌、寶器，來到裴寂宅第， “宴樂極歡，經宿而去”。武德六年，任命裴寂為尚書左仆射，賜宴於含章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