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欲比隆三代，念念不忘古封建之遺法，力圖分封功臣與皇室，以作屏藩，這反映了他政治觀落後的一麵。
武德初，李淵以四海未定，欲威天下，遂封親子分掌兵權，如封次子李世民為秦王、四子李元吉為齊王等。如僅限親子，還不足以逞威。於是，又廣樹宗室， “遍封宗子”。不僅恩及弟侄，而且澤被疏遠，使“再從，三從弟及兄弟之子”皆封為王，數達幾十人。例如，封從弟李神通為淮安王外，還封其十一子中的七子為王：道彥為膠東王、孝察為高密王、孝同為淄川王、孝慈為廣平王、孝友為河間王、孝節為清河王、孝義為膠西王。另又封從弟李神符為襄邑郡王外，亦封其七子為郡王。兩家合封十六王，是宗室中封王最多的兩家，是典型的濫封例子。
武德初濫封宗室帶來某些弊病，正如劉晌說的： “高祖才定中原，先封疏屬，致廬江為叛，神通爭功”。廬江王李瑗是高祖侄子，為人“儒懊”,無有將才，未立寸功，按理不應封王。但僥幸封王的李瑗還不知足，竟與建成勾結，想發動叛亂。劉晌所謂“疏屬盡封，啟亂害公。”就是指此而言。至於“神通爭功”,是指淮安王李神通於太宗即位初不服房玄齡功居第一之事，這應歸咎於李淵因親緣私濫封造成了壞影響，故唐太宗批評李神通不可緣私濫與勳臣同賞。實際上也是對李淵的間接批評。
武德分封承自隋製，史載“隋氏始立王公侯以下製度，皇朝因之。”這是僅指形式的繼承而言，至於濫封當與隋製無關，因為隋製沒有規定宗室疏屬封王。李淵的濫封，其最大的弊病是背離了論功行賞原則，變成了論親與血統行賞，這就破壞了他晉陽首義時製定的軍功政策。造成這種政策變化的原因，是由於李淵得了天下之後，擔心異姓功臣不忠，故寄厚望於同姓宗室，因此滋長了他濃厚的封建宗法觀念。如定鼎長安後，馬上設立了宗正卿，置了宗正屬籍，凡列入李唐宗籍的，都享有政治、經濟特權，有時還將這種特權擴及異姓將領，如賜姓羅藝與徐劫為李氏，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