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士廉等人經過幾年的努力，編成《氏族誌》草稿，進呈禦前。唐太宗對此十分重視，予以仔細審閱，當他看到把山東士族之冠崔民幹列為第一等時，甚為不滿，發了一通議論： “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在朝士，皆功效顯著，或忠孝可稱，或學藝通博，所以擢用。見居三品以上，欲共衰代舊門為親，縱多輸錢帛，猶被偃仰。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何因崔民幹猶為第一等?”唐太宗質問：為什麽仍把崔民幹列為第一等?顯然批評高士廉沒有甄別士族盜衰。而甄別士族盛衰，早在貞觀六年修訂剛開始時，唐太宗就提出來了： “是時，朝議以山東人士好自矜誇，雖複累葉陵遲，猶恃其舊地，女適他族，必多求聘財。太宗惡之，以為甚傷教義，乃詔士廉等刊正姓氏。”所謂“刊正姓氏”,就是甄別盛衰，也就是他當時對房玄齡所說的， “既輕重失宜，理須改革”的意思。
既然唐太宗有過暗示，而高士廉等人沒有照辦，就難怪唐太宗提出指責了。為了強調甄別士族盛衰的標準，唐太宗特加明示： “不須論數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並“更命刊定”。
唐太宗提出重修的原則，以“今日官爵高下”作為確定氏族的等級，也就是所謂“尚官”的原則，它與“論數世以前”的相沿郡望作為等級的“尚姓”原則是不同的。 “尚姓”原則是從曹魏開始的， “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權歸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為之，以定門胄，品藻人物。晉宋因之，始尚姓已。”“尚姓”原則奉行了數百年，影響深遠。唐初高士廉負責修撰《氏族誌》,仍按郡姓高低定等第，把崔民幹列為第一等，與皇族並列，說明他沒有擺脫傳統的“尚姓”原則的束縛，唐太宗提出了有力的反問： “卿等不貴我官爵耶?”言外之意是，應以“尚官”原則修譜，不應以“尚姓”原則修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