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的“尚官”修譜原則，使崔民幹從第一等降到第三等，不少史著把這看成是抑製或打擊山東士族的措施。其實，從他禁止賣婚的思想動機來看，並非如此。
唐太宗將崔民幹貶等時，曾對高土廉作了自我表白： “我與山東崔、盧、李、鄭，舊既無嫌，為其婚姻之間，則多邀錢幣，才識凡下，而偃仰自高，販鬻鬆概，依托富貴。我不解人間何為重之?”這裏， “舊既無嫌”,表明自己過去並沒有與山東士族過不去的地方，言下之意，現在是不會抑製他們的。所謂“販鬻鬆概”,則透露了唐太宗的思想動機是禁其“販鬻”婚姻而已。因為山東士族之所以嫁女多索聘禮，就是恃其族望的緣故。唐太宗想通過降低其郡望的途徑，達到杜絕其“多邀錢幣”的目的。
為此，他把“賣婚”提高到悖亂禮經的思想高度予以譴責；自然把禁止賣婚視為崇尚禮學的舉動。吳兢深體太宗的這個用意，故他編撰《貞觀政要》時，把重修《氏族誌》列入《禮樂》篇。可見，此舉與崇禮樂、敦教化有關。
南北朝以來，士風日壞，弊端叢生， “賣婚”即其一例。唐初流風更甚，故“太宗惡之，以為甚傷教義”;他還指出：“貶鬻婚姻，是無禮也；依托富貴，是無恥也。”既然無禮無恥，那就非禁不可了。
貞觀六年，唐太宗與房玄齡商量刊正《氏族誌》時，就曾提到山東士族“每嫁女他族，必廣索聘禮，甚損風俗，有紊禮經”,表示了自己要修正氏族以整頓風紀的決心。
貞觀十二年，《氏族誌》修成頒行天下，他又下詔：氏族之美，實係於冠冕；婚姻之道，莫先於仁義。自有魏失禦，齊氏雲亡，市朝既遷，風俗陵替，燕、趙右姓，多失衣冠之緒，齊、韓舊族，或乖禮義之風，乃有新官之輩、豐財之家，慕其祖宗，競結婚媾，多納貨賄，有如販鬻。或貶其家門，受辱於姻婭；或矜其舊望，行無禮於舅姑。積習成俗，迄今未已，既紊人倫，實虧名教。朕夙夜兢惕，憂勤政道，往代蠹害，鹹已懲革，唯此弊風，未能盡變。自今以後，明加告示，使識嫁娶之序，務合典禮，知朕意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