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不僅重視往代曆史的編纂，而且也重視當代曆史的編撰。貞觀年間的當代史主要有國史、實錄、起居注等三種體裁。
貞觀三年，唐太宗在宮禁門下省北始置史館，創議由宰相監修國史，首任監修官即為唐太宗的中樞重臣房玄齡。宰相監修國史，史官的政治地位必然有所提高，隨之對史館安排、建置、館員生活待遇等等也會有所改善。正如劉知幾所指出的： “皇家之建國也，乃別置史館通籍禁門。西京則與鸞渚(即鸞台，門下省)為鄰；東都則與鳳池(即鳳閣，中書省)相接。館宇華麗，酒饌豐厚，得廁其流者，實一時之美事。”宰相監修史著與史官生活待遇的提高，反映了唐太宗對修史的高度重視。有元代史學家說： “唐以宰相監修國史，至今因之。”可見，唐太宗創舉的宰相監修國史具有深遠的影響。
太宗朝的國史由房玄齡監修，房為人正直。修撰史官鄧世隆以及顧胤、李延壽等人又獲“時譽”或“頗為當時所稱”,故所撰國史多屬直筆。後由許敬宗監修， “記事阿曲”,破壞了貞觀的直筆史風。
唐太宗既然以史為鏡，也就很想讀一讀國史。貞觀十四年，他對曆來帝王不讀國史的做法表示不滿，說： “不知自古當代國史，何因不令帝王親見之?"玄齡對曰：“國史既善惡必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止應畏有忤旨，故不得見也。”太宗特加解釋， “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國史者，蓋有善事，固不須論，若有不善，亦欲以為鑒誡，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錄進來。”唐太宗見過思改的表白，不能視為官樣文章，觀其言，察其行，是有例可依的。即使國史中有記錄他的不善言行，他也不會陷害史官，這可由他既往的虛心求諫、從善如流，不會加害諫官的事例作證。
他認為古來帝王不觀國史，君主不能從國史中獲益，殊為可惜。他炫耀自己的做法與古人不同，想打破慣例，自觀國史，以補君德。從這方麵看，唐太宗自觀國史有他合理的一麵，故房玄齡、魏徵都沒有加以諫阻。然而，此風一開，也有弊端，一些見風轉舵的史官，生怕惹事生非，不敢直書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