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五朝史修成時，唐太宗特頒詔書，申明自己“將欲覽前王之得失，為在身之龜鏡。”所謂“前王”,係泛指秦始皇至隋煬帝的九個世紀的興亡大事，重點是隋秦兩代。然而，既雲“得失”,當包括正反兩個方麵的經驗教訓。大體說，唐太宗對唐以前的王朝興衰曆史，采取以下三種總結形式。
承秦者漢，承隋者唐，唐之得天下，類若如漢。貞觀君臣深知，曆史上秦祚短而漢祚長，若使唐祚長免蹈隋祚短的覆轍，是需要吸取漢以致治的成功經驗的。這是唐初統治者重視借鑒《隋書》的同時，也不忽視借鑒《漢書》的主要原因。
貞觀三年，唐太宗對房玄齡說： “比見《漢書》載《子虛》、《上林賦》,浮華無用。”唐太宗觀司馬相如等文人傳記尚且如此用心，何況與他治理天下關係密切的帝王紀傳了。貞觀十一年，他對高士廉說： “昔漢高祖隻是山東一匹夫，以其平定天下，主尊臣貴。卿等讀書，見其行跡，至今以為美談，心懷敬重。”這是他熟讀《漢書·高帝紀》的例子。
唐太宗還喜讀編年體的《漢紀》,貞觀三年年底，他為了獎勵涼州都督李大亮的直諫膽識，特賜荀悅《漢紀》一部，認為“此書敘致既明，議論深情，極為治之體，盡君臣之義，今以賜卿，宜加尋閱也。” “極為治之體”,意即從《漢紀》中可以充分吸取大治天下的豐富經驗。
如果說，唐太宗借鑒《隋書》主要是為吸取反麵教訓的話；那麽，借鑒《漢書》可說主要是吸取正麵經驗了。太宗最景仰漢初的高帝、文帝、景帝，然而高帝有殺戮功臣之誚，景帝有誤誅晁錯之失，終不為美，太宗間有指責，唯文帝不見太宗責難。
漢初文景之治當首推文帝之治。唐太宗傾心文帝，以致在治理國家方麵頗多效法。文帝的“夫農，天下之本也”的農本思想， “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的君臣一體思想， “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的任賢納諫思想，釋送宮女、“令得嫁”的人道思想，對南越“以德懷之”的民族德化思想；張武等人“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的感化思想等，均可從唐太宗執政時找到借鑒的痕跡。而且還以己德不逮文帝自勵，如貞觀初，群臣議建高閣，他說： “昔漢文帝將起露台，而惜十家之產，朕德不逮於漢帝，而所費過之，豈謂為民父母之道也”。竟不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