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步的曆史觀

唐太宗喜歡論前朝曆史，察安危之道，通古今之變，就今人之鑒。他的史論有不少有益的見解，反映了他進步的曆史觀。

唐太宗雖然處處以史為鑒，但不是拜倒在古人腳下，而是立足於現實的致治，故無今不如昔的感歎，而有今勝於昔的遠見。貞觀九年，唐太宗對公卿闡述了自己的功業說： “朕觀古先撥亂之主皆年逾四十，唯光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便舉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升為天子。此則武勝於古也。貞觀以來，手不釋卷，行之數年，天下大治而風移俗變，子孝臣忠，此又文過於古也。”言辭之間雖不免自誇，然而例舉的功業是符合事實的。故編著《貞觀政要》的唐代著名史家吳兢，在卷一《政體》篇末了增添了一大段有關“貞觀之治”的史跡，最後的畫龍點睛之筆是， “此皆古昔未有也”,總結了唐太宗今勝於古的勳業。

唐太宗總結前代君主亂政亡國的經驗教訓，力避天意作祟的迂腐說教，多從人事而致王朝治亂出發。總結的重點因人因事而異，大體上有以下三種情況。

其一，著眼於君主酷掠角度。貞觀九年，唐太宗對魏徵說： “頃讀周、齊史，末代亡國之主，為惡多相類也。齊主深好奢侈，所有府庫，用之略盡，乃至關市無不稅斂。朕常謂此猶如饞人自食其肉，肉盡必死。人君賦斂不已，百姓既弊，其君亦亡，齊主即是也。"其二，著重於遊幸擾民角度。貞觀十三年，唐太宗同魏徵談道： “隋煬帝承文帝餘業，海內殷阜，若能常處關中，豈有傾敗?遂不顧百姓，行幸無期，徑往江都，不納童純、崔象等諫諍，身戮國滅，為天下笑。雖複帝祚長短，委以玄天，而福善禍**，亦由人事。”

其三，著重於決策失慎角度。貞觀二十二年，《晉書》修成，唐太宗在晉武帝史論裏指出： “良由失慎於前，所以貽患於後”,把晉之由治而亂歸之於武帝謀事不周而埋下了禍根。從這裏可以引申出，封建統治者如能處置得當，則可避免“海內版**，宗廟播遷”的厄運。也反映了他的國之治亂不由天意，而由人事的進步史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