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公開宣布仰佛崇道後，終貞觀一代，佛教勢力仍很強大。一方麵固然與佛教固有勢力強大有關；另一方麵也與唐太宗的“示存異方之教”的宗教政策有關。
“示存異方之教”,雖然語出長孫皇後之口，但實際上表達了唐太宗對外來宗教采取開放的政策思想。它一方麵允許佛教公開傳教；另一方麵又想限製佛教，以體現道先佛後。例如，《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詔》中開首就提出： “老君垂範，義在於清慮；釋迦遺文，理存於因果。”這與他剛即位時申明的“至六月四日敕文，其僧尼道士女冠，宜依舊定”的佛先道後排列次序就不同了。接著對兩教作了比較，認為“詳其教也，汲引之跡殊途；求其宗比，弘益之風齊致。”也就是說，佛、道兩教是殊途同歸的，不過道在佛上。可見，他的抑佛詔與武德九年的廢佛詔不一樣。抑佛詔在於申明道在佛上的原因，但又指出兩者並非互相排斥，而是殊途同歸的；而廢佛詔在於揭露佛教的種種弊端，說明革弊必需排佛的道理。
由於李淵追尊道教教主老子為皇祖，就從邏輯上引申出將兩教互相對立的情況，因此，這也是武德晚年對佛教政策傾向於關閉的一個原因。貞觀間的宗教政策既然旨在“示存異方之教”,自然趨向開放。但是，唐太宗執行開放的宗教政策並非放任自流，撒手不管，而是像他對其他學派一樣，采取了兼收並蓄、融會貫通的做法，例如，他尋求佛、道兩教“弘益之風益致”的統一的一麵是如此，將佛法納入儒家禮教的軌道以及將不同教派納入一乘之宗的軌道也是如此。用他的話來說，就是“納諸軌物”。那麽，納入什麽軌道呢?
其一，納入儒家禮教的軌道。如貞觀五年，他對侍臣說： “佛道設教，本行善事，豈遣僧尼道土等妄自尊崇，坐受父母之拜，損害風俗，悖亂禮經，宜即禁斷，仍令致拜於父母。”這就是以儒學的孝道約束佛教越軌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