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也是一位詩人兼書法家。他在《金鏡》中說： “夫立身之道，在乎折衷，不在乎偏射。”故他“雖以武功定天下，終當以文德綏海內；文武之道，各隨其時。”他重視文化，文藝的作用，喜歡附庸風雅，刻意工書，也是他倡導以文治國的一個方麵。基於此，他成為唐代一個具有較高文化素養的君主。
唐太宗初以武功立國，不暇於學，而“晚始向學，多屬文賦詩，天格贍麗，意悟衝邁”。由於他喜歡舞文弄墨，生前寫了不少詩文，清人將他的詩文編入《全唐文》,《全唐詩》中，有文七卷、賦五篇，詩一卷六十九首。
李世民的散文多屬政論、史論、詔敕之類，其中《帝範前、後序》《金鏡》等為其代表作品。散文多用駢儷文體，尚未擺脫六朝以來的綺麗文風，故注重辭藻、語多用典、講求對偶、排列工整。在一定程度上束縛了思想的發揮與感情的活躍。但是，作為一代開國有功之君，憑著他豐富的政治經驗與艱難的統治曆程，具有比較深厚的生活根基，故政論言之有物，有的放矢，其中不乏巧思警句。
如《帝範後序》總結自我一生功過，恰如其分，語多勵人：吾即位以來，所缺多矣。奇麗服玩、錦繡珠玉，不絕於前，此非防欲也。雕楹刻桷，高台深池，每興其役，此非儉誌也。犬馬鷹鶻無遠不致，此非節心也。數有行幸，以亟勞人，此非屈己也。斯數者，吾之深過，勿以茲為是而取法焉。但我濟育蒼生，其益多；平定寰宇，其功大。益大損小人不怨，功大過微德未虧。
唐太宗以君道自勵，以慎終自勉，以史事鑒今，以帝範訓子，以忠諫察臣，以正直垂節。內容多涉戒奢、防驕，納諫，任賢，宣揚王道，探究人事，勵精圖治、撥亂反正，開創了富有時代特色的貞觀文風，直接為“貞觀之治”的政治服務。在太宗的倡導與實踐下，出現了貞觀宮廷文壇的盛況。盧照鄰指出：貞觀年中，太宗外厭兵革，虞(世南)、李(百藥)、岑(廣本)、許(敬宗)之儔以文章進，王(珪)、魏(徵),來(濟)、褚(亮)之輩以材術顯。鹹能起自布衣，蔚為卿相，雍容侍從，朝夕獻納。我(唐)之得人，於斯為盛。變風變雅，主體不拘一途；既博既精，為學遍遊百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