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周後期出現戶口的大量逃亡現象，人們所持的主要根據是以下幾條史料：
其一，陳子昂上疏。垂拱元年(685)他說“自劍以南，至河、隴、秦、涼之間，山東則青、徐、曹、汴，河北則滄、雲、恒、趙流離分散，十之四五，可謂不安矣”。三年他說“今山東饑，關隴弊，曆歲枯旱，人有流亡”。聖曆元年(698)他又說四川諸州“逃走戶三萬餘”。
其二，韋嗣立上疏。聖曆二年(699)他說“今天下戶口，亡逃過半，租調既減，國用不足”。
其三，狄仁傑上疏。神功元年(689),他說“方今關東饑謹，蜀漢逃亡，江淮以南，征求不息”。
從上述幾條論據中可以看出：所謂武則天時期嚴重逃亡問題，都是幾位官員在給武則天上疏，批評時政時反映出來的社會現象，並無確鑿的事實根據。但他們這些言論既然是在針貶某種時弊時說的，就免不了有所誇大，因此不可全信。
例如垂拱元年(685)陳子昂說劍南、河隴、山東等地百姓流離分散“十之四五，可為不安矣”,可是垂拱二年(686)他在上書中又說“今天下百姓思安久矣”,稱頌武則天的“至聖之德，撫寧兆人，邊境獲安，中國無事，陰陽大順，年穀累登，天下父子，始得相養矣。故揚州構禍(指684年徐敬業據揚州叛亂),殆有五旬，而海內晏然，纖塵不動”。
他們在上疏中所說的蜀中等地百姓逃亡的現象，在當時確曾存在。不過對其發生的時間、地區、嚴重程度及其原因等，都應該根據事實，加以具體分析。
神功元年(697)狄仁傑所說“方今關東饑謹，蜀漢逃亡，江淮以南，征求不息”,是比較符合實際的。
當時武周軍隊在王孝傑率領下，正同契丹孫萬榮展開激戰，結果官兵大敗，王孝傑戰死。契丹乘勝進擾幽州，攻陷城邑。突厥默嗓可汗亦趁機侵擾，武則天答應其要求，把豐、勝、靈、夏、朔、代六州原突厥降戶數千帳給默啜，並給穀種四萬斛，彩萬段，農器三千件，鐵四萬斤。這雖有益於突厥民族的發展，但卻加重了關東(泛指潼關以東)百姓的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