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上述兩點，他提出了他的構想和建議：
第一，效法唐太宗讓李思摩複國的策略，以斛瑟羅為西突厥可汗，“委之四鎮，使統諸蕃，遣其禦寇，則國家有繼絕之美，荒外無轉輸之役”。
第二，采取守勢國防，捐棄四鎮及安東都護府，西線退防西州，東線退守遼西，若非對手自敗，絕不出擊開拓。
第三，以邊地決戰為戰爭指導原則，“聚軍實，畜威武，以逸待勞，以主禦客，堅壁清野”,誘敵深入，殲滅之或逼退之；“如此數年，可使二虜(吐蕃和東突厥)不擊而服”。
也就是從“民為貴”與及“先中國而後四夷”的儒家傳統思想出發，反對擴張性的國策，建議分在西北、東北兩邊協助已亡之國複國，讓複國政權處理該地區衝突的問題，而中國則以養民及保存國力為主，以機動迎敵、邊地決戰為戰略指導。
尖銳的相反意見來自右史崔融，他擁護唐太宗所訂的國策及大戰略，並使焦點集中討論西北和西邊，力主不棄守四鎮，建議展開如下：
一是，他認為應確認“北地之為中國患者久矣，五帝不能臣，三王不能製，兵禍連結，無代不有”的事實，而且是中國一個長期性國防威脅的事實。
二是，基於要解除此威脅，他肯定了唐太宗的遠程防禦、國外決戰的戰略構想是長策遠算，相對地指出高宗放棄四鎮事實上已經危害了國家安全，所以他說：“太宗方事外討，並南山至蔥嶺盡為府鎮，煙火相望。至高宗務在安人，命有司拔四鎮，其後吐蕃果驕，大入西域，焉耆以西，所在城堡無不降下；遂長驅而東，逾高昌壁、曆車師庭、侵常樂界、當莫賀延磧，以臨我敦煌”,造成國防上的重大威脅。即使主上(指武則天)命韋待價迎擊，卻因上述經略基地已經喪失，因此致敗；亦即認為高宗放棄四鎮，讓吐蕃更能東進威脅中國，萬一必須出征，就會因為補給線太長，而致戰敗國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