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要實現他的治國理想藍圖，他要使國家、社會的治理達到一個理想的境界。然而要實現這個目的，就必須解決漢初六十餘年發展所麵臨的緊要問題。
漢初以黃老“無為而治”思想為指導，這是當時曆史條件和社會背景下的選擇。如果曆史條件與背景發生了變化，國家的指導思想也需要發生變化。
漢初人們對“無為而治”的理解，僅局限在“柔身以寺(待)之時”,就是說是當作術，當作統治方法來理解的。漢初對諸侯王、對匈奴采取妥協、退讓政策，是因為朝廷沒有力量對付他們，不得不如此。
如果有力量，條件變了，當然也就會發生變化。文帝時賈誼就提出應以儒家思想為指導而治國。他認為秦之所以二世而亡，是因為不施仁義，不行德治，而專任刑罰造成的。
賈誼在《治安策》中指出“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
因此，賈誼認為：以德教治國者， “德教洽而民氣樂”;以刑罰治國者， “法令極而民風衰”, “衰樂之感，禍福之應也”。賈誼認為，儒家治國的特征是德治，法家治國的特點是刑罰，其結果是行德治者國運長久，任刑罰者短命而亡。
賈誼以秦二世而亡為誡，講專用刑罰治國之害和以仁義治國的優越性，就是希望朝廷以儒家思想為指導而治理國家。如把賈誼的上述言論與董仲舒《天人三策》一些言論加以比較，二者簡直如出一轍。然而，漢文帝時由於條件的限製，不能不以“無為而治”的思想為指導。漢文帝需要在這一思想指導下崇節儉、少興作，以便讓民眾集中力量從事生產，恢複經濟。
漢文帝也需要在這一思想的指引下，在一定條件下，對吳王濞那樣的諸侯王和匈奴單於進行妥協，以免把全國拖進戰亂中去。因此，漢文帝沒有采納賈誼以儒家思想作為統治思想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