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徭和田賦是廣大臣民對清廷應盡的義務，曆來分別征收。徭役很重，為無田者力所不能負荷，加之紳衿規避丁役，差徭不均，迫使勞動者隱匿人口，逃避差役。這種徭役製度的不合理已成為雍正必須解決的社會問題。
早在明清之際，有的官員鑒於徭役製的弊病，在自己主管地區進行改革。明末，陝西戶縣實行並丁於糧的辦法，即把丁銀歸入田糧征收，不再按人丁完納。崇禎八年(1635),漢中府城固縣亦實現“丁隨糧行”新法，順治十三年(1656),南鄭縣也推行這一方法。
康熙統治時期，農民以運動的方式表達了反對以丁派役的願望。浙江寧波府農民提出“隨地派丁”的主張，富豪反對，相持不下。杭州府民人王之臣報告產少丁多，賠償不起。錢塘、仁和兩縣，把有產業的稱為“鄉丁”,無產業的稱為“市丁”,或曰“門麵光丁”,外來流寓之人稱為“赤腳光丁”,各自承擔丁役，光丁無產應役，承受不起，要求“從田起丁，人不納丁"。布政使趙申喬不允許，貧民願望不得實現，鬥爭不輟。
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官僚比較深刻地認識到丁役問題的嚴重性，主張改變役法。曾王孫提出丁隨糧行可以去三弊收三利的見解。他說，實行丁差，必須不停地編審，但是也得不到人丁的實情，還是出現耄耋為丁，強壯為黃小的弊病；人丁本應死絕除名，但官吏舞弊，使素封之家不任丁役，貧苦人無丁而有丁徭；窮人承擔不起，或逃亡，或拖欠，官府得不到實惠，還害得裏甲賠償，官員被懲責。他認為實行丁隨糧辦有三個好處：買田的人增加田賦隨著增添丁役，則賣田的糧去丁亦去，沒有包賠的痛苦；以糧派丁，官吏不能放富差貧，可以澄清吏治；無稅糧的人口不再受丁銀的拖累而逃亡，可以安心在鄉從業。學官盛楓明確提出丁課均入田稅的主張，他說，把一縣的丁銀平均分攤到全縣田畝中，每一畝所增加的有限，不是大毛病，而貧民則免除供輸，會使國課有保障，官員考成無問題，這是“窮變通久之道”。反對丁隨糧辦的官僚也很多。邱家穗講出兩條理由：一是丁佛於糧，將使遊手之人無所管羈；二是窮人富人都是人，都應有役，佛丁入糧，使貧者遊墮，讓富人代賠他們的丁銀，也是不公平。他站在富人的立場，堅持丁，糧分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