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入關之初，八旗人口微少，他們為官做宦，當兵吃糧，又有旗地可以耕作，不存在生計問題。但隨著時間推移，人口在逐漸增長。如到了雍正即位，這時人口增殖甚多，而官職缺額和兵額都有限量，旗地沒有增加，除了上述職業以外，清政府又不允許他們自謀生活出路，因此出現了新添人口的生活問題，此外旗人因長期脫離生產，出現生活上追逐奢華的問題。雍正二年(1724),雍正向八旗官員和民人說：
爾等家世武功，業在騎射，近多慕為文職，漸至武備廢弛；而由文途進身者，又隻僥幸成名，不能苦心向學，玩日慢慢時，迄無所就；平居積習，尤以奢侈相尚，居室用器，衣服飲饌，無不備極紛華，爭誇靡麗，甚且沉湎梨園，遨遊博肆，不念從前積累之維艱，不顧向後日用之難繼，任意糜費，取快目前，彼此效尤，其害莫甚。
他清楚地認識到旗人逐漸丟掉尚武精神，向追求生活享樂方麵發展。對後一方麵感受尤深，他知京中一部分旗人以酗酒、賭博、赴園館、鬥雞、鶉、蟋蟀為事；更知盛京旗人以“演戲、飲酒為事”,以致城中酒肆多的不得了。他還知道，有的旗人的享樂，靠著變賣家產和錢糧來維持，他說他們“多有以口腹之故而鬻賣房產者，即如每飯必欲食酒，將一月所得錢糧，不過多食肉數次，即罄盡矣。又將每季米石，不思存儲備用，違背禁令，以賤價盡行糶賣”。
雍正針對一些旗人糜費和不善治生的問題，采取種種措施維持旗人的生活，希望他的國家的根本——八旗軍不致為生活問題而減威。
雍正告誡旗人“量入為出，謀百年之生計”。他嚴厲禁止旗人分外享樂，雍正元年(1723),不許旗人酗酒、鬥雞，重定公侯及八旗軍民婚喪儀製，讓旗人崇尚節儉是重要的原因。到雍正十二年(1734),他就此事說“近聞八旗人等仍有未改陋習，以誇多鬥靡相尚者”,因命八旗都統務必加強教育。這些禁令，主要是進行教育，收效自不會太多，即如變賣祿米，仍是司空見慣之事。雍正五年(1727),順承郡王錫保奏報，賈富成私自偷買旗軍甲米，又向旗人放高利貸，雍正命他加以追查，將所買甲米及高利貸本利銀追出，賞給破獲此案的官兵。他感到一個一個追查不是杜絕旗丁出賣祿米的辦法，於是在雍正六年(1728)令在京倉附近設立八旗米局二十四個，即滿、蒙、漢軍每旗一個，在通州倉附近按八旗左右兩翼，設立米局兩處，每局都派有專官，稽察祿米的買賣。這是限製旗人的糜費，以便量入為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