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雍正大力推行保甲、宗法、禮法等製度，宣傳綱常名教，但是沒有也不可能室息人民的反抗思想，沒有也不可能絕對控製人民的行動。雍正年間，農民、工匠進行了多種形式的鬥爭；雍正仇恨人民運動，一概予以殘酷鎮壓。
康熙六十年(1721),台灣朱一貴的起義雖然在當年就被鎮壓下去，然而餘眾卻在大陸繼續活動。福建上杭人溫上貴在台灣被朱一貴封為元帥，即返回家鄉組織群眾，朱一貴死後，他轉移至江西萬載，繼續聯係棚民，準備攻打縣城。此舉在雍正元年被知縣施昭庭偵破，就與前來鎮壓的清兵格鬥，三百餘人英勇就義，溫上貴被俘遇害，雍正命給施昭庭議敘。溫上貴的同伴裘永錫等逃亡，清政府嚴行緝捕。又在萬載、瑞州一帶添設同知、遊擊，加強對該地區的統治。溫上貴的族弟溫廷瑞繼續進行反抗活動，任命沈子榮為大將軍，溫淘濱、溫庭奉為軍師。他們夜聚曉散，操練武藝，打造兵器。雍
正十一年(1733)九月，趙弘恩署理兩江總督，重申對溫案的通緝令，次年二月，被溫廷瑞委任為千總的溫坤生向清朝政府自首，溫廷瑞等遂遭逮捕。雍正得到報告，說“蔓草不除，逢時勃發”,憂慮於溫上貴黨眾活動的長久性，要求趙弘恩繼續“嚴飭搜緝，務盡根芳，毋使一匪漏網”。
湖南辰溪人謝祿正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著手組織反抗隊伍，占據山穀。雍正四年(1726),清軍一千多人前來鎮壓，謝祿正等奮起抵抗，失敗後，謝祿正逃亡。雍正指責湖廣提督趙坤等“因循疏忽，縱盜養奸”。不久謝祿正被捕，殘遭淩遲，妻子為奴，同伴陳彬臣等被殺，張如茂等被充發到三姓地方為奴。溫上貴和謝祿正分別組織了一部分群眾，準備武裝起義，正在發展中，被清廷發覺，於是被鎮壓下去，但從他們與清軍對陣情況看，已構成武裝暴動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