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年間，西洋和南洋的商人來華貿易，均至廣州，來的商船不算多，然而不少於康熙統治時期。雍正三年(1725),到廣州的外國商船總計十艘，其中英國船六隻，載來貨物有黑鉛，番錢、哆羅(寬幅毛織呢),日畢嘰以及胡椒、檀香等物，法國船一隻，所載黑鉛、番錢、羽緞、哆羅，大體與英貨相同。噶喇巴(爪哇)、口哥沙、嗎吧喇斯各一隻，貨物為胡椒、蘇木，檀香。北歐的瑞典、丹麥商人，都是在雍正年間來到廣州進行貿易。所有的外商貿易量不大，如署粵撫兼管粵海關稅務常賚所說： “貨物無幾，大半均屬番銀”。
到廣州的外國商船，清政府一律令在黃埔停泊，進行嚴格管理，如其船所帶炮位，由中國官方起卸保存，離去時始行發還。船到後，中國派兵看守，隻許正商數人與中國行商進行交易，其餘水手人等都在船上等候，不許上岸行走，由粵海關進行征稅和查貨。中國的與外商貿易無關的人員，一律不許進入外商船隻。要求外商於當年十一月、十二月乘信風便利，辦理清楚離去。雍正同意這些規則和做法，隻是強調“嚴加約束稽察”。
與外商洽談貿易的行商，又叫“洋商” “官商”,他們在康熙年間組織公行，經過向政府申請，獲得允許，負責對外商的貿易。雍正初年洋行名為“十三行”,其實有四五十家。雍正三年(1725),粵撫楊文乾在行商中設立行頭，專用其中的六家，洋船報稅上貨等事全由他們專門辦理，這就是說清朝政府用行商壟斷外商的貿易，楊文乾又選擇少數行商壟斷洋行生意。
雍正當政時，管理外商的官員往往大肆貪汙。楊文乾是被雍正視為實心奉公、不避嫌怨的好官，當兩廣總督孔毓珣，廣東藩司常賚珣，官達等揭露他貪贓時，雍正很不以為然，大加保護，可是後來真相大白於天下。楊文乾在粵海關每年額稅四萬兩外，以溢耗之名，多得十一萬兩；外商帶來的銀兩，每兩抽銀三分九厘，共得兩萬餘兩；紅黃顏色的綢緞照例不許出口，楊文乾違例準許，每匹得銀七錢，約計可得銀萬兩；外商回船，不論其買貨多少，按其攜來銀兩，每兩加抽一分，獲銀四萬三千兩；而且還以進貢為名從外商船上揀選奇巧物件自用，由洋行商人代給貨價，計銀萬兩。這樣楊文乾每年因管理外商事務，約計貪贓二十萬兩。雍正五年(1725)夏天，楊文乾進京陛見，而時值外商船到來之時，不能細查外商貿易情況，所以行前傳令，外商凡買湖絲一擔，扣銀二十兩，茶葉一擔扣銀五兩，瓷器等貨扣銀二兩。楊文乾還向行商索取銀錢，行商按接洽的外商船隻大小，包送楊文乾一萬兩，或八千兩、六千兩、三千兩不等。雍正六年、七年間(1728—1729),傅泰署理粵撫印務，為時八月，對屬官節禮、陋規一概不收，表示清廉，但補用粵海關書吏五人，向他們每人收銀三百兩，否則不予錄用。楊文乾、傅泰在其他方麵清廉，獨涉及外商事，以為貪點兒無妨。雍正揭露他們的心理是：以為這些事“不關國計民生，設法巧取，而名實兼收”。官吏借外商而獲暴利，由楊、傅二人之事可見一斑。雍正在對洋人關係上處處以國體為重，官吏專在與洋人貿易上舞弊，收受賄賂，也是有失國體，而他卻留意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