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五十六年(1717),清廷禁止人民往南洋貿易後，使部分人失業，無法生活下去，在廣東的官員大都看出了這一問題。雍正初年，孔毓珣建議取消洋禁，允許人民出海貿易。雍正交廷臣密議，隆科多反對。雍正認為兩方麵都有道理，委決不下。雍正二年(1724)秋天，產生了傾向性意見，反對開禁，他告訴孔毓珣“料理地方一切事宜，當於遠大處熟籌深計，凡出一令舉一事，必期永久可行，有利無害方好，不可隻顧目前小利”。又說，“海禁寧嚴毋寬，餘無善策”。由此可見，雍正錯誤地認為開禁對眼前有利，對將來有害，在他看來繼續嚴禁是視野遠大的舉措。
福建是地少人眾、糧食不足的地區，人民常以甘薯充饑，尚難滿足。若再有災荒，民食問題更嚴重。人民在生活無著時，就發動各種形式的反抗。雍正三年秋季欠收，次年又遇春荒，各地相繼出現民眾運動，興化府南台縣民反對糧食出境，搶劫米店，福州人民要求降低米價，巡撫毛文銓不允，群眾打破巡撫轅門柵欄和巡捕官的轎子。邵武府建寧縣百姓罷市，汀州人民因米、鹽價昂，趕罵知府何國棟，上杭人民搶米。
“地狹人稠，無田可耕，民且去而為盜”,這是浙閩總督高其倬在雍正四年(1726)總結福建情況而得出的福建不安定的原因之一，他把它作為請求開禁的理由，因為民無食又無其他辦法，才被迫為“盜”,要弭盜，最好為他們籌劃謀生之路。開洋禁，允許民人出洋貿易，不失為消除人民反抗的一個方法，他說“出海貿易，富者為船主，為商人，貧者為頭舵，為水手，一舟養百人，且得餘利歸贍家屬”。他針對主禁派的觀點進行批駁：怕開禁大米出口，食糧越發不夠，其實外洋產米地方甚多，糧食不會成為大宗出口物品；或慮把中國的船料賣給外國人，然而中國船小，外國人得了沒有用。他經過正反兩方麵的分析，請求雍正解除海禁。雍正五年(1727)三月，雍正原則上認可了他的分析，命高其倬與福建巡撫常賚、廣東巡撫楊文乾商討具體辦法，並命內閣將康熙年間辦理海洋事務的成案，匯編成《海洋事宜》,發給高其倬等籌議時參考。高其倬、常賚、楊文乾等主要是討論出洋民人的回歸問題。九月，折奏民人留住外洋情況：過去出洋一隻船，船戶隻報六七十人，七八十人，實際二三百人，甚至四五百人，多數人都不回歸，因此僑居爪哇的有萬餘人或幾萬人，留住菲律賓的有幾千人。他們認為留居問題的解決，首要的是禁止人民再偷流出國，所以開洋禁著重考慮如何使出洋的人員按時歸來。他們建議采取兩項辦法，一是外出者交具保結，凡出洋的船主、水手、商人都要由族鄰保甲出具保單，再用同業三船連環互保，手續齊全，地方官發給出洋執照，同時登記外出者姓名、年齡、麵貌，注明指紋，到出洋時由有關官員檢驗，回歸時同樣查核，如有去多回少情事，先將船戶人等嚴行治罪，再將留住之人家屬嚴刑追比。另一項是指定出洋地點，為了避免徇情隱瞞的弊端，出洋船隻不許在所在地出口，一律到指定地點檢核出洋，福建集中在廈門，廣東則於虎門，若在其他口岸出海，照私雍正帝半身西服像越之例治罪。雍正認為第二條辦法好，第一條言之有理，但不便於實行。更不同的是他不讚成高其倬等人的基本精神，高其倬等人的目的是讓出洋之人一定回來，雍正則顧慮的是久離鄉井之人回來後，是否會，影響地安治安。次年正月，高其倬、常賚、楊文乾三人會奏，堅持上年原議，對此，雍正甚為不滿，說他們膠執謬見， “唯恐內地人外出，設為種種嚴切科條，殊屬可笑，朕實不解”。又說久留於外洋的人， “忽複內返，蹤跡莫可端倪，倘有與外夷勾結，奸詭陰謀，不可不思患預防耳”。又針對楊等嚴密的保結條文說，大海茫茫，失風漂沒是常有的事，追比其家屬，有這個道理嗎?雍正的辦法是規定出洋期限，對於逾期不歸的人，就認為他是甘心流落外方，不值得憐憫，不許再回國，這樣就使那些想回來的人不敢滯留於外了。雍正是把外出者的按期歸來與逾限歸來兩個問題綜合考慮，不像高其倬等人主要考慮前一問題。他的宗旨是保障社會秩序穩定，而對民人的歸國與否則不太感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