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人文覺禪師不僅住於宮中，雍正還命他參與議論國家最機密的要務，“倚之如左右手”。據說年羹堯、隆科多、允裸、允糖等人的案子，他都出了主意。雍正十一年(1733),文覺年滿七十，雍正命他前往江南朝山，行程中， “儀衛尊嚴等王公”,所過地方的官員多對他頂禮膜拜，文華殿大學士、吏部尚書、江南河道總督嵇曾筠、稅關監督年希堯等都以弟子禮相見。由此可見，他因密參帷幄具有較高的地位，隻不過始終沒有公開政治身份罷了。
雍正三年(1725)五月，雍正講“近日直隸宣化府、江南蘇州俯等處竟有僧人假稱朕旨，在彼招搖生事”。比丘何以敢於冒稱聖旨?而且又不隻一起?和尚弘素是雍正的老相識，他的門徒在外地要刊刻《金剛經》,據說是雍正在藩邸賜予弘素的，還有雍親王親書的序文。雍正叫把序文送京觀看，不承認是他寫的。是否為他所書，今已不得而知。這件事和前述正修自稱替僧相聯係，二者都是和尚，皆爭言與皇帝有密切關係。雍正對迦陵性音的態度，前後有絕大的變化。雍正四年(1726),雍正說他登基後，性音不圖權勢，到廬山隱居寺修行， “謹守清規，謝絕塵境”,與江西官吏絕無往還，一居四年，默默圓寂。又說性音對佛學“深悟圓通，能闡微妙”“其語錄乃近代僧人之罕能者”。為了表彰他的真修翼善之功，下命追贈國師，賜予諡號，其語錄收入經藏。數年之後，雍正竟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說他早看出性音品行不端， “好幹世法”,所以在即位後即令其出京，以保護法門的清規。性音的語錄也是“含糊處不少”,不是“徹底利生之作”,於是性音不能作為“人天師範”,削黜封號，語錄撤出藏經。不僅如此，還命地方官查訪，不許性音門徒“將朕當年藩邸之舊跡私記作留，違者重治其罪”。這些和尚聲稱與皇帝有瓜葛，雍正或不承認，或加斥責，究其原因，是他們假借與皇帝關係之名，幹預政務，雍正對他們的排斥，是不允許他們從政，或超過他允許的範圍的幹政，但也從反麵說明確有僧人參與政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