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釋改革後中國經濟擴展的性質時，基礎教育在全國的普及有著特別的意義。最近關於發展的文章中大量分析了普遍教育在促進快速和廣泛分享的增長中的作用，尤其是那些有關東亞經濟體的。中國在改革前就在這方麵采取了大量措施。之前已提到的事實是，到1982年中國15～19歲年齡組的男性識字率已高達96%,而同年齡組的女性識字率也達85%,使共同分享的經濟擴展成為可能，而當時的印度是無法達到的——即使現在印度也很難做到。
改革後的擴展從改革前的成就中受益的另一個領域是土地改
革，它被認為是東亞總體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當然，中國的情況比土地改革更複雜，改革前農村公社的發展是農業擴展的大障礙，甚至直接促成了1958～1961年的大饑荒。但是集體化進程與其他事件一起防止了中國土地地主所有製。當中國政府在70年代末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時，國家有現成的土地供個人耕作使用一定期限，而沒有土地占有高度不平等問題帶給社會並導致經濟無效率，這與印度形成鮮明對比。
有意思的是，使東亞受益的(尤其是基礎教育、醫療保健的擴展和地主所有製的廢除)參與式經濟增長的製度性發展，在不同地區有不同的方式。有些地方，例如中國台灣地區和韓國，甚至是在外國占領軍的幫助下進行土地改革。中國改革前的製度有自己的目標和承諾，執行的某些變革證明對改革後市場經濟的擴展極有幫助。注意到這種前後關聯，在充分解釋中國近年來的成就上尤為重要。如果印度想在市場成就上超越中國，僅像中國一樣放寬對經濟的控製，而不創造改革後中國從改革前的社會改造中繼承下來的社會機會是不夠的。中國市場的“魔力”在於先前社會變革的堅實基礎，印度不能單單期待那種魔力而不進行社會變革——在教育、醫療保健、土地改革等領域、層麵，這些改革幫助確立了中國的市場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