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未看見過福爾摩斯像在1895年那樣精神飽滿、身體健壯。他與日俱增的名望，給他帶來了許多需要辦理的案件，這其中也不乏有一些有頭有臉的人物親自到貝克街來。哪怕隻是無心地講出一兩個人的身份，我也會被人責怪為不夠認真細心。就像那些稱得上偉大的藝術家為藝術而活那樣，福爾摩斯從來不會由於他無法預料的功績而朝對方索取不合適的酬金二除了霍爾德內斯公爵的案件之外，他是那般清高或者說任性，如果當事人不能得到他同情的話，那麽不管給他多少錢，同樣會遭到他的拒絕：不過有的時候，他能為一名再普通不過的當事人而花費好幾周的時間來辦案，隻要那案件能夠吸引他，能讓他有發揮想象力和智謀的空間二
1895年是難忘的一年，他的全部時間和精力都被一些古怪的、離奇的、矛盾百出的案件占去了。他按照神聖教皇的指示而對紅衣主教托斯卡暴斃案進行了奇妙無比的凋查，還有劣跡昭彰的養金絲雀的威爾遜的被捕，這為倫敦東區除了一個惡棍。除了以上所講的兩個案件外還有一樁慘案，即發生在德曼裏莊園裏的彼得·加裏船長死亡的奇特案子。若不對這個案子進行詳細講解的話，我的朋友的破案記錄就稱不上完美了。
七月的第一個禮拜，我的朋友經常不在我們居住的地方，並且出去的時間也很長，我想他一定有案件要處理。在這期間也來過幾個人探訪，說是找巴斯爾船長，這讓我明白了他用假名正著手處理一些案件。他有很多假名，都是為了工作的需要，並不是要刻意隱瞞自己的身份。他在倫敦各個地方最少也有五個住所，在不同的住所使用不同的姓名與職業。他根本沒對我說他在調查什麽案件，同樣我也不太習慣去問。但看上去，這次所調查的案件很特別。沒吃早飯，他就離開了，當我在吃早飯時，他又回來了，戴著一頂帽子，腋下夾著一根有倒刺的短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