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臉厚”的一大障礙來自人們本身固有的觀念，特別是在知識分子的思想觀念上對商的貶抑，對利的排斥。盡管人們在實際生活中處處體會到“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一分錢難死英雄好漢”，甚至“丈夫無錢，妻子視為九分廢物。”
這一切或許與儒家的傳統義利觀的影響有關。今天也許到了該向這些陳腐的思想討個說法的時候了。
從曆史上看，中國傳統的重農抑商、重本輕末的思想，大都是從傳統的義利觀中引發出來的。而曆代封建統治階級又常常以此來作為抑製商品經濟發展、維護自身既得利益的一種冠冕堂皇的手段，其直接結果是經濟萎縮，流通不活，商人社會地位低下，介入商界的人員素質不高，社會的優秀分子遠離商界，以清高標榜自己重義輕利，在這種義利觀的困擾下阻礙了個人潛能的釋放。
其實，正本清源，我們的祖先對義與利兩者關係的認識是辯證的、互補的，而不是絕對的、互斥的。儒學鼻祖孔子日：“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論語·裏仁篇》）孔子自稱：“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論語·述而篇》）孔子認為如果財富能輕而易舉、唾手可得的話，我也會去追求，若太難的話，那我還是幹我得心應手的本行。
這不由得使人想到，偉大的革命導師恩格斯也曾經“投筆從商”。那是19世紀中葉，歐洲革命失敗後，許多革命者四處漂泊，當時，馬克思在經濟上瀕臨絕境。為了挽救革命事業，恩格斯毅然放棄手上的工作，跨進“商海”，果真還賺了一些錢，使馬克思和其他革命者渡過暫時的經濟難關。當年恩格斯“棄筆經商”之舉，也曾遭受過非議、中傷和冷嘲熱諷。對此，恩格斯坦然處之，並公開表明：“如果我有把握明天在交易所賺它100萬，從而能使歐洲和美洲的黨得到大批經費，我馬上就會去交易所。”由此可見，言利者，並非不義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