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以後，劉秀做著一個優秀統治者該做的一切。他的精力是如此地充沛，每天早上的朝會，他總要和群臣討論到中午方散場，然後召公卿大臣前來講經論理，一直到半夜才休息。等時間到了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國家已經初步從戰爭的創傷中恢複過來。此時，大臣們覺得，依劉秀勤政愛民的程度，哪怕是和三皇五帝相比也毫不遜色，可在史冊上記載的七十二位封禪賢君中占一席之地，於是群臣集體建議劉秀封禪泰山。
這時候劉秀的腦子還是清醒的，他親自下詔拒絕了大臣們的建議：“朕即位三十年，天下還算不上太平，老百姓還滿肚子怨氣，這個時候封禪泰山，就如同《論語》中所說：‘我騙誰呢，騙天嗎？’”
可當時間又過了兩年，某一天夜晚，劉秀看了一冊叫《河圖會昌符》的符讖，忽然之間心有所感，於是很快上了東巡的馬車，並在中元元年 (公元56年)二月己卯日抵達魯地，準備登泰山舉行封禪儀式。因此，有史學大家說，這才過了兩年時間，劉秀的言行怎能如此前後不一？足可見史書上為了美化帝王，憑空虛構出許多言語。
我倒覺得不一定是這樣。建武三十年，劉秀雖老，但身體仍然強健，精力依舊旺盛。可到了中元元年，劉秀明顯感覺到自己已力不從心，生命之火已熊熊燃燒了一個甲子，已然到了風燭殘年。在搖曳不定的火光中，劉秀或許已經重新審視了自己的一生：即位三十二年來，自己先是南征北戰，一統之後又致力於恢複生產、整頓吏治，每日兢兢業業，不敢有絲毫懈怠，為國家和百姓帶來了穩定和安寧，難道最後不值得為自己的整個人生做一個肯定的總結嗎？
於是，在中元元年(公元56年)二月辛卯，劉秀登泰山以封天，下梁陰(今山東泰安市梁父山)以禪地，完成了作為一個有德之君的所有儀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