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外地回來，從信報箱中取出一大堆書報、信箋，習慣性地先看自己偏愛的《文藝報》。驀地，一張十分熟悉的照片進入眼簾，一條消息重重地撞擊自己的心扉：著名作家張鍥同誌去也。我呆了一下，不禁在心中驚呼：“團長，您，您這是怎麽了！怎麽不吱聲，就這麽悄悄地走了呢？”
1988年，中國作家協會派出作家代表團訪問羅馬尼亞。團很小，四個人，他——時任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的張鍥擔任團長。此後二十多年，每次見到他，我總是親切地稱他為“團長”。四個人中，我和他是“土包子”，吃不慣那裏的“洋飯”。半個月裏，我瘦了整整九斤。而他呢，也不見得比我好到哪裏去。那天，在黑海之濱的康斯坦察市，從水族館參觀出來，團長突然不見了。而這時，接我們回酒店的小車已來了。我四處去找他，隻見他蹲在一棵樹後麵，把束腰的皮帶解下來了。此刻，正用小刀在上麵戳著。
“團長，你這是在幹啥？”
“這皮帶上的窟窿不夠用了，新打一個。”
“這……”
我怔住了，一時哭笑不得，雙目定定地打量著團長。他這個大胖子，那圓鼓鼓的大肚皮消了不少了。啊，團長也瘦了。
在回國的飛機上，團長問我們幾位：“到了北京，你們最想的是什麽呢？”
“大米飯！”我脫口而出。
那天晚上，他請我們到他家，讓家人專為我們做了噴香的大米飯，還專門為我備了一碟辣椒。活了七十年，不知吃過多少頓飯，而一輩子都難以忘記的，卻隻有這一頓。
團長身材高大，但心卻很細。我每次到北京，與他一見麵，他總是問我們湖南作家的這一個、那一個。有一次，到北京開會，我無意中告訴他：“我們老莫（應豐）病了。”於是，他讓我在他的辦公室裏坐下，詳細地詢問老莫的病情。回來的時候，他特意把我叫住，交給我一個信封，說：“我們中華文學基金會撥了三千元錢，請你代表中國作家協會，去看望莫應豐同誌。”在病房裏，當我把這個信封交給老莫時，這個堅強漢子的眼眶濕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