聰明，這兩個漢字很有學問，一個從耳，一個從目，可見，多聽多看人就聰明。耳聰目明，都是接受外界信息的器官。
有一次，浩然在北京作協的會上說：“我看作家都是人精。”當時北京作協有30位專業作家，一多半沒上過大學，怎麽會聰明到“人精”的程度呢？我看就在於他們豐富的人生閱曆和獨立思考的能力。譬如楊沫，半自傳體小說《青春之歌》的讀者就很容易理解“林道靜”的經曆。又如蕭軍、駱賓基、雷加，都是“九一八”事變時東北的文學青年，逃到關內，在上海、武漢、延安、香港等地從事革命文學活動，他們的作品都來源於火熱的鬥爭生活。年輕些的如鄧友梅，12歲當小八路，經曆了日寇殘酷的“大掃**”，13歲被抓到日本當勞工，14歲又進新四軍文工團……這樣的經曆，今天的孩子無法相比。浩然當過兒童團長，其作品主要是他熟悉的農村生活。在新中國成立以前，這些人沒法上大學，豐富的鬥爭生活使他們變得很聰明，在多聽、多看之外，還有多想、多寫，實踐出真知，才變成了“人精”。
今天的孩子肯定更聰明。除了有個穩定的學習環境之外，電視、電腦、錄音、錄像，都是我們小時候根本接觸不到的，何況現在又是“信息爆炸”的時代呢。有人說，現在的小學生，知道的事情比從前的秀才多；中學生除了寫字和古文不如從前的狀元之外，知識結構比狀元郎寬闊得多。在我國，電視進入千家萬戶是近20年的事，也是一件改變人們生活的大事情。兩歲的孩子會看天氣預報，三歲的孩子看到埃菲爾鐵塔就能認出巴黎。可見今天的兒童也是“人精”，不可等閑視之。
利用雙休日和假期帶孩子參觀博物館，逛公園，到郊區或外地旅遊，都是“多聽多看”增長見識的好機會。我小時候沒有這些條件。前文說到，“七七”事變後母親帶著我和弟弟從北京逃到天津英租界，她就給我講過什麽是租界，中國的地盤上為什麽有外國租界？後來搭乘招商局的輪船經青島、上海、廈門、汕頭到香港，每到一地，媽媽都要帶我上岸看看，講當地的特點和物產，結論總是“咱們地大物博，中國不會亡！”住在香港的棚戶區，她也曾帶我到繁華的大街看看，講林則徐燒鴉片的故事，說“這裏為什麽叫維多利亞港灣？”“為什麽英國人住高樓大廈，中國人反而住棚戶區？”當時我不滿七歲，媽媽的這些話卻一直記到了今天。我認為這是非常生動的、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接受的愛國主義地理課。以後在中學的課堂裏，老師再講有關的曆史、地理課文時，不但容易理解，記憶也更深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