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離開得那麽久了。一切又仍在咫尺。那些本應因太久而遠去的東西，常常在不經意間跳出來，使我那曆經三十度寒暑曆練的情懷，像開凍的冰層那樣出現哢哢嚓嚓的陣陣震顫。
我暫且生活的這個小城裏流行著文學病，一九八〇年以後縣文化館的兩名創作輔導幹部，先後獲得了全國優秀新詩獎和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而使這病變得愈發肆虐了。最令人感歎的是有兩名青年農民在高中母校同場發表演說，先上台的發誓要作魯迅第二，後上台去的不甘示弱，賭咒要拿諾貝爾文學獎。
小城在鄂東英山，舊稱城關鎮，如今借城郊的幾眼溫泉而改名叫溫泉鎮了。
我的青春夢境裏，像絕大多數男孩那樣：想當兵，可是那該死的副鼻竇炎，銷蝕了也許應該與巴頓齊名的將軍；想打籃球，可是那倒黴的一米七〇身高，使之一聽到穆鐵柱的名字就感到世界太不公平；想當小提琴家，雖然使勁在省歌舞團的那位首席提琴手麵前鋸了幾天馬尾，仍無法使之發現丁點天賦；再後來，我僅僅隻能在光廠名就叫人心煩的閥門廠當了一名車工（這座集體所有製的小廠使我蒙受出身不好之冤，至今仍未得到昭雪），盡管我為工廠的宣傳欄寫了一些叫作詩的東西，盡管這文字曾獨占了整整一場晚會，但這僅僅是作為先前團支部宣傳委員，後來團支部書記，對自己所組織的活動履行義不容辭的職責。
感謝某次上夜班突然遭受三百八十伏電壓的電擊，從三天眩暈中清醒過來，小城中普遍流行的文學病不可避免地侵入到我的肌體，而且是積重難返，於是我用建設四個現代化所急需的那種幹勁寫起小說來了。為什麽？大概是覺得剛剛結識的後來寫了《第九個售貨亭》的薑天民兄，相貌長得並不比自己標致——除了這些我實在不敢瞎說，有些東西還是永遠藏在心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