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參加一次與官員及企業家的聯歡會，主持人介紹到我，說道這是華東師大的教授，作家王曉玉。在場的人大多一頭霧水狀，向我應酬地點頭微笑。主持人大概怕怠慢了我，忙添加了一句道，看過電視劇《田教授家的28個保姆》嗎？她就是小說作者。反響立即巨大。都說看過看過，知道知道。都說啊原來你就是寫那小說的啊。熱烈的握手。一大圈的交換名片。有問哪裏可以買到這本書的，還有問下一部《田教授家的28個房客》什麽時候開播的。我在霎那間就擢升為眾所矚目的會議明星。
電視的傳媒力量真是強大。身為小說原作者，因了電視劇的改編而搭乘上了一趟熱線列車，在我也實在是始料不及。
寫《保姆》是在一九九六年。
因了十數年的改革開放，城鄉的界域日漸打通，不但主流勞動力市場吸納了眾多以男性為主的青壯農民，大批鄉間女子也源源不斷地進城，其中大部分擔當家政勞務，於是就形成了一個覆蓋麵極廣的“保姆”群體。愈來愈多的人有了聘用保姆的經曆。保姆成了都市人的一個熱門的話題。
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是，大多數的保姆都幹不長，或者換句話說，大多數的家庭，都曾替換過多個保姆。我的一位老友，職業畫家，是“文革”結束後較早引進保姆體製的一個，連著幾年，我每次去他家做客，都會見到一個新麵孔的保姆，三兩年裏走馬燈般起碼更換過十幾個。我曾經對這種頻繁更迭的現象表示過不解，私下裏以為是上海人過於精明且根深蒂固地卑視從鄉下來的勞動人民之故，可是待到九十年代後，自己家也開始請人了保姆，有了第一線的生活經驗之後，方才明白事情是並不如我所設想的那麽簡單了。
我們家的第一個保姆是個安徽籍的已婚女子，三十來歲了，是個文盲。她極為聰明，聲言正因為我是個教師，才應聘人主我家。在我家幹了三個多月，每每工餘就讓我擔當文化教員，到臨走竟就讀完了三年級的小學語文課本，能馬馬虎虎地給鄉裏的丈夫寫一封短信了。然後她就自動辭職，理由是要趕回家去參加秋收，但不久我卻從一位朋友那裏知道，她其實是從我家“跳槽”，到本市西南角的一片別墅式高級住宅區去，專事侍候一個從台灣歸來的老太太了。這是一個明曉“人往高處走”的道理、能逮住人生機遇的保姆。繼她之後來了一個賊，沒幹幾天就說不幹了，臨走時明明沒見她帶走什麽，過後卻發現少了好幾樣東西，其中還包括一台從境外捎來的“walkman”。最讓人受不了的是一位皮膚白皙、年輕貌美的初中畢業生，她明明已嫁了人生了子，卻跡象明顯地努力勾引我那位當時尚未婚娶的兒子，每每在我兒子下班歸家之際便拆散了腦後的馬尾辮，披開她的一頭烏黑長發，然後肆無忌憚地當了眾人的麵向我兒子拋撒媚眼，令我不勝恐懼地未等她有所成果就堅決辭退了她。基於這一教訓，我後來尋覓到了一個跟我差不多歲數的中年婦女，吃苦耐勞得很，但卻因為性格上實在過於剽悍，跟我懦弱的老母親合不來，又隻好忍痛割愛了。如此等等，真是不一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