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秋雨：唐代文人最為自由，隻是突如其來的社會動**使他們每個人都狼狽不堪，不知所措。而宋代的情況就大為不同了，傑出的文人常常會擔任重要的官職，麵對社會接連不斷的動**，他們似乎早就有多種思想準備，包括捐軀，包括毀滅。
我前麵說過，宋代空前絕後地把一些最高等級的文化大師放到了最高等級的行政職位上，這就出現了中國知識分子很少遇到過的“高烈度冶煉”，也讓中國文化承受了一次奇特的考驗。對於這個題目，我本來覺得可以輕輕放過了，但昨天一想，還應該再談論幾句。因為這在中國文化史上，也是一種特殊的範例。
讓頂級文化大師擔任頂級行政職務，這個曆史現象，你們平時想過沒有？對於這幾個文化人，你們有什麽印象？
羅璞：就說王安石吧，僅憑“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這兩句，就已經可以確定他在詩歌領域的地位了，但他的曆史名聲主要建立在行政改革上。王安石變法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這個變法在世界曆史研究者的心目中具有重要地位，任何一本曆史書都不可能忽略。
呂帆：司馬光不僅會“砸缸”，還是個傑出的政治家。他對王安石的變法一直持反對態度。他說“先王之法不可變也”，我們姑且稱他為保守派吧。另外，司馬光也是非常厲害的史學家，主持編撰了大部頭的《資治通鑒》，我至今還沒看完呢。而相對於司馬光和王安石，蘇軾的政治立場比較擰，林語堂說他專門在政治上唱反調。新黨實行改革的時候，他覺得改革過激了；舊黨上台了，他又覺得推翻了改革措施不好。記得秋雨老師曾經說過，蘇軾死在政治上，生在文化上，這很貼切。
王牧笛：還有一個人我們不能忽視，就是範仲淹。他的“慶曆新政”還在王安石變法之前。從今天看，他應該算是一個平民偶像吧，從小家庭貧困，後來勤學苦練終於當到了參知政事，相當於副宰相。他的“慶曆新政”主要是針對當時腐朽的官僚政治，可惜過於激烈，最後被仁宗皇帝給廢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