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有史家認為，萬曆初年的中國政壇，李太後、張居正與馮保三人構成了牢不可破的權力鐵三角，這說法有一定道理。李太後雖然貴為皇母，但出身寒微，懂得民間疾苦，她對兒子管教非常嚴格。小皇帝貪玩，盡管貴為九五之尊，她還是給其罰跪。馮保精通古琴與書法，是太監中難得的儒雅之士。他是小皇帝的大伴，小皇帝對他非常依賴。同時，李貴妃對他也非常信任。此人最大的毛病就是貪墨成性，但也能夠識大體。張居正在三人中，是真正的靈魂人物。推行改革，沒有三個人的合力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李太後與馮保二人，不可能有什麽創見。相反，他們還各有私欲。張居正總是能做到既滿足他們的私欲，又不至於讓其私欲過分膨脹，並以此換來他們對萬曆新政的支持。
對於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來講，既要講操守、氣節，也要講變通、交易，有時候，要有舍棄操守而進行齷齪交易的勇氣。張居正與馮保之間就是這樣，馮保有時收受大批賄銀而希望張居正給某人升官時，張居正不但沒有抵製反而盡量滿足。這一點，日後成了人們攻擊張居正的口實。但放在當時那種特定的情況下，張居正實在沒有別的辦法可以替代。
中國古代士人，曆來重操守而輕事功。如果操守與事功不產生矛盾，則都能做到慷慨任事。如要為完成事功而有損於操守，則多半會回避或幹脆掛冠而去。注重操守原也無可厚非，但若每個人都潔身自好而不肯為國家建立事功，則國計民生的大事就無人承擔了。這乃是因為，自古至今的官員隊伍中，從來就是善惡忠奸攪和在一起。惡者為求一己之欲，從來不擇手段、不顧道德；若善者一味死守道德底線，則如何與惡者抗爭，如何建立事功？
儒家將立德放在人生的最高層次，其次是立功、立言。因此，中國的讀書人便以立德為最高追求。但毋庸諱言，報效國家的人首先應當有立功的思想，事實相反，很多人過不了這一關，不肯“與狼共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