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讀曆史不難發現，帝王師中學問好的人不在少數，而算得上思想家的人，卻少之又少。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正統思想，這個不可能隨便改變。思想一亂，社會的困惑必然增多，這是統治者不願看到的局麵。所以，皇帝挑選老師，首要的標準是學問好而不是思想新。思想家多好標新立異，很容易被人斥為異端邪說。明代可以稱為思想家的兩個人，一個是王陽明，一個是李贄。兩個人都當過官，但都屢受排擠。所以說，讓思想家生活在道統中是可以的，若讓其進入統治階層，則兩敗俱傷，思想家的下場會更悲慘。
朱元璋欣賞的宋濂，若定其學術身份，他絕不是思想家，卻是優秀的學問家。這麽說，並不是譏刺他沒有思想，而是說他在思想上傾向保守。他是朱熹理學思想的繼承者。因為他的原因，朱熹學說成為明朝自始至終堅持的正統思想。他畢生致力於儒學，重在闡發而不是拓展。但是，在他的闡發中，我們還是可以看到他獨到的見解。
他有一篇文章《讀宋徽宗本記》，其中有這樣一段：
徽宗爰自端邸，入正宸極，呼吸雷風，舒慘舊蔭，赫然有為，聞於天下。於是敘複正人，宏開言路，意臻時雍之治，以複祖宗之舊。曾未旋踵，卒改所圖，委政奸回，托國閹豎。鼎軸非據，節鉞妄加。狐狸嗥於闕庭，鬼蜮潛於宮掖。置編類之局，樹黨人之碑。倡言紹述，擠陷忠良。虐焰炎炎，炙手可熱。百僚側足，四國寒心……
分析曆代帝王的興亡得失，給當下皇帝以警示，是帝王師最為重要的責任。宋徽宗好聲色犬馬，結果導致忠奸不分、黑白顛倒。宋濂講述這段曆史，是為了增強朝廷統治者的憂患意識與勵精圖治的精神。
剖析君道，他亦不忘研判臣道。對白居易的《琵琶行》，他有一個全新的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