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故鄉在痛苦中度過晚年的高拱，始終不原諒張居正。他寫了一本《病榻遺言》，將自己的放逐歸罪於張居正。客觀地講，張居正對他的下野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不是決定性的。他的悲劇在於過分地自信，過分地強勢，將一些本來可以團結的人推到對立麵上，對掌握著君權的孤兒寡母也沒有表現足夠的謙恭。政治的謀略首先在於克製與隱藏，這兩點恰恰是高拱做不到的。
亂世用人，第一要講才幹；順世用人，第一要講人品。高拱對這一點不是不懂，而是不屑於遵守。他在對穆宗講曆史課的時候，論及三國人才，有一段很精辟的話：
問：三國人才輩出，是一時風氣生此等人才否？
答：非也。乃時之使然也。彼三國鼎峙，互相吞噬，存亡之機，間不容發。機一錯即為人所魚肉，故其君臣相親相結，不自疑阻。機合即為，弗徇形跡。有不必告於君者，有不必語於人者。蓋謀有所不可泄，時有所不可失也。期與濟事而已。故可與權。且其人便習既久，智愈出而愈不窮，不惟自家機熟，而人之肯為謀者日益眾，故止見其多才耳。迨夫承平既久，法之把持，日以深忠謀者，君不為主，而旁人之苛求又甚烈。故人皆務為行跡。非得令不敢行，非有故事不敢行。非標表昭著人所共見者不敢行。胡然而掣肘，胡然而獲罪。用是謀臣遠避，庸人則推委支吾。苟利於目前，習以成風。所用之人不過如此。雖有可權之才，亦湮滅而已。此所以無事而庸人盤踞富貴，而智士不用，一旦有事則束手無策，而徒歎國家之無人也。
相信所有誌在經邦濟世的政治家和慷慨以天下為己任的智士，讀到這段話都會有同感。高拱勇於任事，這是他性格中最燦爛的一麵。但他的悲劇除前麵說到的一點外，還有一點在於，他生在承平日久的順世，卻想學亂世的政治家那樣做事，不顧忌眾多庸人所能接受的程度，製度與法令所能允許的程度。不過，這個悲劇並非咎由自取，而是時代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