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改革家張居正
公元1561年的確是個多事之秋。這一年的正月，韃靼吉能部自河西走廊越過黃河南下騷擾。八月，蒙古王俺答率兵進攻宣府。九月，俺答部又攻破居庸關；而自春天開始，南方的廣東、福建、江西等地，相繼爆發農民起義；而倭寇又屢屢侵犯浙江沿海。官軍南北馳驅，疲於奔命；百姓流離失所，苦不堪言。可是，已經當了四十年皇帝的世宗朱厚熜，猶自沉迷道術，終日以齋醮煉丹為樂。奸相嚴嵩一手遮天，賄風與穢跡，汙濁公門。在這一年的初冬，時任國子監司業的三十七歲的張居正，正就著一盞寒夜的油燈，給遠在寧夏指揮部隊作戰的老友耿定向寫信：
長安棋局屢變，江南羽檄傍午。京師十裏之外，大盜十百為群。貪風不止，民怨日深。倘有奸人秉一旦之釁，則不可勝諱矣。非得磊落奇偉之士大破常格，掃除廓清，不足以弭天下之患。
……顧世雖有此人，未必知；即知之，未必用，此可為慨歎也。
從這封信中，我們看到嘉靖四十年的中國是何等的風雨飄搖，無論是軍事、經濟，還是吏治、治安，大明王朝都危在旦夕。當時的張居正，隻是文官係統中的一個中級官員，且不在顯赫部門，擔任的是一個學校的行政長官，但“位卑未敢忘憂國”，他呼喚“磊落奇偉之士”的出現。其實，從信中不難看出，他認為自己就是那個可以大破常格，挽狂瀾於既倒的磊落奇偉之士。
在當時，誰也不會想到，這個滿懷憂患且意氣風發的年輕人，十年後，竟然會在中國的政壇上，掀起一場前所未有的十級地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