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的這兩起文字獄案，可以說是無任何聯係。
莊案發生在康熙二年（1663），洪案發生在二十八年，相距二十六年之久。莊廷明史》案，大開殺戒，“名士伏法者二百二十一人”。而洪昉思國喪期間演出《長生殿》案，由於玄燁本人比較喜歡這出戲，皇帝對皇帝戲大抵在意，“覽之稱善”過，因此，從輕發落，沒殺一個人。（清陳康祺《郎潛紀聞》）
然而，這兩起案子，卻有一個可怕的共同點，都是因為犯了小人而壞事的。
小人，實在不是東西，原來隻以為我命交華蓋，總碰上讓我觸黴頭的小人，後來，我發現，好多人都程度不同地遭遇過，吃盡小人的苦頭。後來，我又發現，敢情，在中國，小人還是一個很古老的詞匯。據《潁川語小》這部書考證：“君子小人之目，始於大禹誓師之詞，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蓋謂廢仁哲，任奸佞也。”看來遠古洪荒的夏商周時代，還是物質貧乏、民智未開的原始社會，就有小人為禍，由此可見小人是一種多麽悠久而又普遍的現象。
所以，凡有人類活動的場合，隻要存在著競爭機製，攸關到每個人的物質和精神的利益，就要爭；有人得到的同時，有人得不到，出現不平衡，就得鬥；得不到的人想得到，要從得到的人那裏得，就得奪；得到的人要保護自己的利益，還想得到更多，就要廝殺。在這種你搶我奪的過程中，更習慣於采用暗器傷人者，就是小人。小人，一般都心毒手辣，不如此，則做不成小人，也就得不到他想要的一切。莊廷和洪昉思，就是不幸被小人咬住不撒嘴的倒黴蛋，成為清初文字獄中的要案。
平心而論，知識分子舞文弄墨，敢跟皇帝公開叫板、存心搗亂者，極少極少，大多數，或是出於不通時務，不曉世事，不夠檢點，不知深淺；或是出於無心之失，偶然之錯，行文不慎，落筆走火；或是出於不知好歹，秉筆直書，不知忌諱，碰上槍口而犯了錯誤。若遇到心胸寬容的領導人，放他一馬，量他一條砧板上的魚，又能蹦得多高？但中國大多數皇帝，哪怕胸無點墨者，都患有意識形態恐懼症，哪怕是字裏行間的蛛絲馬跡，也不能隱忍的。所以要收拾他認為是跟他搗亂，其實未必就是真敢搗亂的知識分子，常常采用文字獄的手段，殺一儆百，使士子們噤若寒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