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岡市的領導請我來給大家講一講鄂東的人文曆史，這是一個有趣的題目，因此我就答應了下來。今天，我就自己對鄂東人文曆史的關注與思考，向在座的諸位做一個匯報。
十多年前，我到浙江紹興參加“蘭亭國際書法節”，當時紹興市委書記在開幕式上說了一句話：“我們紹興是一個‘人文高地’，曆代在這片土地上，英才輩出，‘中華世紀壇’選出了四十位對中華文化有大貢獻的傑出人物，我們紹興獨占三位，再加上一位浙江籍的，一共四位，占了將近十分之一，在全國唯此一家。”在晚宴敬酒的時候，我說：“書記，我想糾正一句話，在中華世紀壇上，還有一個地方，跟紹興一樣占有三位，再加上一位湖北籍的，一共四位。”他問：“那是哪兒？”我說：“是我的老家湖北黃岡，黃岡的三位是畢異、李時珍、李四光，再加上宜昌的屈原，我們也是占十分之一。”他說：“哎呀，對不起，對不起，我罰酒。”我經常因為這件事情而感到自豪。湖南的湘潭、浙江的紹興、湖北的黃岡、四川的樂山，確實是中國近代史上的四個“人才高發區”，而黃岡和紹興尤其引人注目。
我從故鄉來，應知故鄉事。鄂東的人文高地和人文精神的形成，其曆史脈絡非常清楚。我把它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中唐到北宋，這是鄂東人文精神的培植期；第二個階段是南宋至晚明，這是鄂東人文精神的發育期；第三個階段是晚清漢口開埠以來，這一個半世紀是鄂東人文精神的爆發期。
一
第一個階段，即中唐到北宋，是鄂東人文精神的培植期。在這將近四百年的時間裏，有三位人物不得不提：杜牧、王禹偁、蘇東坡。
杜牧在公元803年出生，852年去世，活了四十九歲。這個人用今天的話來說，是“太子黨”出身。他的爺爺先後當過唐代德宗、順宗、憲宗三朝的宰相。因此，他從小在蜜罐裏長大，身上的名士氣很足。但他是在一生最不得誌的時候來到黃岡的，大約四十歲的時候。在這之前，他有一段非常輝煌的個人風流史，就是他在揚州的淮南節度使牛僧孺手下當書記。唐代的書記和現在的書記不一樣，相當於一個“秘書長”吧。那時杜牧三十歲左右，在揚州過得非常瀟灑。當官員要講究自律，但揚州那個地方是中國第一等繁華之地，有“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之說。杜牧每天晚上和歌姬們喝花酒，徹夜不歸，當然也不耽誤白天上班、處理公文。有一天，牛僧孺升職要走，把杜牧找來說：你很有才華和能力，但是你的生活作風要檢點一下。杜牧回答說：我非常檢點，我每天下了班就回家。牛僧孺笑了一下，拿出一個盒子，說：這個盒子應該還給你。杜牧打開一看，原來裏麵全是他的行蹤報告，是他每天晚上出去喝花酒時，牛僧孺派人暗地裏保護他的真實記錄。比如某天晚上，杜牧到了哪一個妓院，和哪一個歌姬在一起，等等。看到滿滿一盒子報告記錄，杜牧傻眼了！牛僧孺之所以要把這一盒子跟蹤報告原封不動地歸還給杜牧，是提醒這位才子詩人要約束自己的行為，他怕後任不能像他那樣保護杜牧，所以才以這種方式勸誡。正因為如此，杜牧一輩子對牛僧孺感激涕零。事後，杜牧很有感慨地寫了一首詩：“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他這是對自己行為的深刻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