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八一期”
我人中國作協文講所是一九八四年初。當時我特別羨慕先期入學的那些作家，他們一說起自己的學曆，自豪的口氣多少給我們帶來些壓抑感。“我是五期的，‘文革’後第一期，和蔣子龍、王安憶同期！”“我是二期的，所長是丁玲！”而我們，已是第八期了。那時有一部人人熟知的阿爾巴尼亞電影叫《第八個是銅像》，有同學特別羨慕先期的作家們時就好自嘲說第八個是銅像，好像前邊那些期的都是金的銀的，而我們是銅的一般。不憤勁兒的則說，威虎山是八大金剛，第九個才是臭老九！我們第八期那些同學大多是不憤勁兒想當金剛不願做銅像的主兒，入學不到一年就上躥國家教委，下跳好幾個大學又聯名請願中國作協，生生把文學講習所改名為魯迅文學院了，連學製也由原來的不到一年而改為兩年半。大家圖的是名正言順，怎麽我們作家協會就不能正式辦大學呢？蘇聯有大名鼎鼎的高爾基文學院，我們堂堂十億人口的中國怎麽就不能有個魯迅文學院呢？八期的學委會主任是鄧剛，我是副主任，還有黨支部的朱蘇進和呂雷等，我們幾個不能有違同學的意願和信任，帶領大家折騰了幾個月。當時的所長李清泉和徐剛，還有作協的黨組書記唐達成老師都很支待我們，唐達成把自己的專用車派給我們各處去跑，書記處的鮑昌、張鍥也很支持。第二年，我們八期同學和教職員工便全部帶上了魯迅文學院的校徽，老師是紅底白字，我們是白底紅字。師生們都自豪說，我們不是文講所第八期了，我們是魯迅文學院第一期！不願放棄曆史榮譽的則強調說，應該實事求是，我們既是八期又是一期——“八一期”，承上啟下繼往開來，最具曆史意義的一期。記得當時有位學校領導還找我談過話，希望我脫了軍裝留下當副院長。我當然不是一點也沒動心，但還是對軍裝的感情戰勝了文學院副院長的**，暗中收藏著很看重的那一枚校徽，而從沒好意思戴過一次。而有的同學則胸上別了魯迅文學院的牌子，兜裏揣著文學講習所的牌子大搖大擺上街去。偌大的京城也有不知魯迅何許人也者。公共汽車上竟有人指同學胸前的牌牌問，魯迅女（把手寫體的“文”字讀成女了）學院是幹什麽的？戴牌者的自豪心情可想而知受了打擊，方才覺得，文講所也好，文學院也好，都是國家教委不承認文憑老百姓也不知是幹什麽吃的一個所在啊。於是大家又要求我們學委會和黨支部的幾位別當叛徒，再繼續領導他們為正規文憑而奮鬥一番。我當時已有了遼寧大學的正規文憑，其他文憑於我已無實際意義，但我不能當叛徒，又和大家共同努力了幾個月（最後的努力也有第七期的同學如高洪波等人的參與），終於獲得了中國最鼎鼎的名牌——北京大學中文係的錄取通知書，學費也如數交齊了，但開學後我卻一天也沒能去讀。原因不好說清楚，但有一點是想過的，單講培養作家的話，哪地方也不如魯迅文學院！這話走題了，回頭再說我們“八一期”那段難忘的日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