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魯迅先生寫過一篇散文《過客》。後來，他在《寫在〈墳〉後麵》中說：“我隻很確切地知道一個終點，就是：墳。然而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無須誰指引。問題是在從此到那的道路。那當然不隻一條，我可正不知那一條好，雖然至今有時也還在尋求。”
他的尋求，也是所有的人在其行走的一生中，都會有過的同樣感覺。正如他筆下的那位過客，我們都會有歇一下腳、喝一口水的片刻。尤其在這世紀之交，展望未來，回顧過去，思前想後，應該是不無裨益的事情。
19世紀結束的1900年，為光緒二十六年，這一年的北京城，到處是義和團。20世紀開端的1901年，為光緒二十七年，這一年的北京城，到處是八國聯軍。上一個世紀之交，是在一段羞辱的曆史中更迭的。
那時的中國，已經成了一具箍不牢靠的水桶，將要散架，危哉殆哉，很不令人振作的。一位名叫佩雷菲特的法國作家，在《停滯的帝國》一書裏，這樣描寫他在中國的旅行所見：“遍地是水稻和縱橫交叉的溝渠”，“人糞熏臭了中國農村”，“男人和女人的衣著沒有區別，一律都是藍布衫、寬袍長褲。男人隻留一綹長辮外前額都剃光頭”。如果這位洋人深入地了解，就會發現這具水桶漏水散架的原因，並不是人們頭頂的那根辮子，更多的應該歸咎於中國人磕久了頭以後，磕得十分麻木的精神狀態。
那時到中國來的外國人，首先會看到的，一個最典型的中國動作，就是撲通一聲跪了下來的磕頭。所以，kow-tow一詞，也是最早進入西方辭語體係裏的音譯漢語。我手頭的一本《朗曼英語辭典》裏，是這樣解釋kow-tow的：a former Chinese ceremony of touching the ground with the head as a sign of respect,of yielding,etc.大意是“將腦袋觸到地麵，以表示尊敬或者臣服的一種古老中國人的禮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