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2月21日的《京報副刊》上，有一篇魯迅先生對“青年必讀書”征求意見的答複。其中有這樣兩句話：“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但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隻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麽大不了的事。”
這已是距今七十年前的往事了。
或許如他的一篇《小雜感》裏麵說的那樣：“曾經闊氣的要複古，正在闊氣的要保持現狀，未曾闊氣的要革新”，一石擊起千層浪，他的這篇《京報副刊》上的答複，隨即引發了一場不大不小的論戰。說到底，還是幾年前那場文言文與白話文之爭的延續。
其實持非議觀點的人，對先生所以憤激而極端的看法，並未完全理解。因為“五四”以後的文學革命，很難突破與舊體製、舊思想、舊傳統、舊觀念有著千絲萬縷聯係的文言文，也就是古文的障礙，更遭受到那些曾經闊氣和正在闊氣的複古主義者的強烈抵製。因此，在文言文占絕對優勢的時候，魯迅先生才大聲疾呼：“我們此後實在隻有兩條路：一個抱著古文而死掉，一個舍掉古文而生存。”這是十分及時和必要的。
所以，他本著“要催促新的產生，對於有害於新的舊物，則竭力加以排擊”的一貫精神，對這張報紙提出來的“青年必讀書”的問題，作出了這樣一個矯枉過正的回答。魯迅先生發出來的聲音，對在全國範圍內占壟斷地位的古文提出挑戰，是具有警醒意義的行為。
我生於1930年的上海，等我進小學和上中學的時候，新文學運動已經波瀾壯闊，至少在大城市裏，在實施現代教育製度的學校裏，古文基本上退出了文字的流通領域。以白話文寫作的作家，如魯迅、胡適、郭沫若、周作人、鬱達夫、徐誌摩、冰心、丁玲，已是家喻戶曉的人物。因此，我記不得小學的語文課本裏，有唐詩、宋詞；也記不得中學的語文課本裏，有韓、柳、歐、蘇的文章。在白話文逐漸全方位進入文化領域的那時，即使選錄一些古典文學的作品，大概也是為數不多。因此，我才沒留下什麽印象，相反，那些現當代文學的奠基者，對我倒產生了深刻影響，最終使我走上了文學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