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作為一個中國作家，您是怎樣看待外國文學的？
答：至少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受外國文學影響極大，“五四”新文化運動出現了白話文，據此寫出來的區別於舊體詩的新詩，區別於章回體小說的新小說，說是將西方文學的剪枝，嫁接到中國文學主幹上的一種新品種，大概接近於正確。中國第一篇現代意義的小說《狂人日記》，更像外國小說，而在中國傳統小說中，找不出類似的模本。
從那開始，中國作家，有出息的，沒出息的，便一古腦兒從外國文學那兒往回搬、躉、搗、套，有的身手敏捷，有的抓住皮毛，有的得其三昧，有的也不過照貓畫虎，一直忙活到世紀末，猶是方興未艾之勢，看來這影響還要繼續下去。
現在，外國文學有的，中國文學基本都有了；外國文學沒有的，我們這裏也居然青出於藍地有了。所以，說外國文學與中國文學存在著某些好的和不好的親緣關係，這話不算誇大其詞。
20世紀以前，那時的中國文人對於世界很懵懂，有的甚至認為什麽葡萄牙、西班牙、英吉利、法蘭西，都是變著法兒，換個名稱，蒙咱們大清王朝的。所以，外國叮叮當當的大掛鍾，玲瓏精致的小懷表，可能感到興趣；但對夷人的文學，則不屑一顧。懂外文者，中文不靈；善中文者，外文不通。那時外國文學對於中國文學的影響，即使有，也不大。
於是，19世紀末，林紓譯作《巴黎茶花女遺事》出現，國人才知道洋人不但有堅船利炮，還有美輪美奐的文學藝術。從光緒二十三年（1897）開始，他借助能夠閱讀原文的朋友，把故事講述給他聽，然後，再據譯意，撰文傳述。《巴黎茶花女遺事》一書問世，立刻風靡全國，林琴南先生才氣洋溢，文筆典雅，那生花妙筆，將小仲馬原作精神惟妙惟肖地傳達出來，實屬難能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