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讚賞這警句，因為具有一種超越時空的豁達精神。
對文人而言，說豁達，容易；做到豁達，就不容易；而具有超越時空的豁達精神，則更不容易。中國文人，都自封清高，其實在名和位上，並不都是那麽想得開的。尤其在封建社會科舉取仕的年代，那個“學而優則仕”的“仕”字，可把中國知識分子的大多數，弄得顛三倒四而找不著北。
按照毛主席的說法，工人以工為主，學生以學為主，那麽，文人也應該以文為主才是。但舊時文人常常不在為主的方麵下力氣，卻把功夫全用在名位上的得失考量上，那一份斤斤計較，那一份奔走營逐，其貪婪，其戀棧，其巴結，其鑽營，真是很不怕斯文掃地的。於是，展眼望去，你多我少，抓心撓肝，你上我下，咬牙切齒，你高我低，寢食不安，你紅我灰，如喪考妣——便是文壇的風景線。
包括我自己在內，要是能夠悟到“升沉不過一秋風”，有這一份豁達，大概也就覺得沒有必要搞得自己好不開心了。
於是，我想起明代複古派“後七子”中的謝榛（1495—1575）與其詩友們升沉秋風的故事。雖然那是發生在明代後葉的事情，相距遙遠，但昨日之儒林，今天的文壇，其基本狀態，應該說大體上是差不多的。
說到“後七子”，查文學史，通常係指明嘉靖、隆慶年間的李攀龍、王世貞、謝榛、宗臣、梁有譽、吳國倫和徐中行等一個團契性質的詩人組合。據陳登原《國史舊聞》：“明人詩社，所以較前世更為發達，一、有巨子為之室主；二、富貴家例多好事；三、能文者矜文好奇，於是此踵彼效，輩起更多。”看來，當時這種文學社團很盛行的，甚至還搞大獎賽什麽的。據《明史》：“詩勝者輒有厚贈，臨川饒介，為元淮南行省參政，豪於詩，自稱醉樵。嚐集大名土，賦《醉樵歌》，張簡詩第一，贈黃金一餅，高啟次之，白金三斤，次楊基，猶贈一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