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清末之譴責小說》一文中，說到著《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的廣東籍作家吳趼人，當年在上海辦報時：“又嚐應商人之托，以三百金為撰《還我魂靈記》頌其藥，一時頗被訾議，而文亦不傳。”
在先生文中，看起來隻不過記述其事，但春秋筆法，微言大義存焉！我們知道魯迅先生是光明正大、疾惡如仇的精神象征，但他的求全責備，隻是他的做人準則。其實，放在當代作家眼裏，可以說屁事一樁，不會在意的，說不定嫌他開價太低，便宜了商人，讓人家抓了大頭呢？
如今堂而皇之地見諸報刊的“廣告文學”或“收費文學”，哪一篇不得萬把元的進賬？早先，編輯和作家，還有“逼良為娼”的感慨，後來，錢不紮手，便樂不得地幹，大有越幹越歡之勢，凡報刊上登出來的吹捧名不見經傳的廠長經理們的文章，十之八九是付費的，其中包括介紹人的回扣。這類在文壇上司空見慣的行為，早已見怪不怪了。吳趼人算什麽，小兒科一樁；魯迅先生太古典主義，一點也不通脫，時下大手筆的老板，掏錢雇兩個作家寫他，和找兩位小姐陪他，那是差不多的意思。
所以，近年來，為某企業寫一篇報告文學，報酬為一輛轎車；為某老板寫一部長篇小說，賞金是一幢房子；為某名流寫一本文學傳記，采五五拆賬分紅；為海外巨子寫什麽白手起家記，那所得幾乎是一筆不小的橫財，諸如此類的寫作，使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也是初級階段題內之意，吳趼人的三百大洋，隻有甘拜下風。說到底，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這有什麽關係呢？馬不吃夜草不肥，人不得外財不富，隻要有錢可賺就行了。但這些人不如吳趼人坦真，明明拿錢，還要撇清，本是圖利，更想求名，魚和熊掌都想要，而且都得到，就比受到訾議的吳趼人高明得多。這就不能不佩服後來居上，青出於藍，還是現代人厲害和狡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