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侖》近期小說漫談
【按：久病不愈，蟄居川西鄉間秋爽居休養，幾本《昆侖》伴我十餘日，久讀便有思索，特記於此，以備忘。】
一
《昆侖》近期小說，發生了很大變化，這在各大刊物質量普遍下降的大氛圍中，尤其顯得醒目。前幾年，文壇十分鬧熱，《昆侖》一直是十分沉穩冷靜地加以注視，從不表示對某幾個新潮作家的狂熱，加上它的辦刊宗旨是為軍隊，因此，一直沒能成為批評的熱點。雖然它發表過《山中，那十九尊墳塋》《射天狼》《凝眸》《奇死》《昆侖殤》等小說，但畢竟不是《高山下的花環》《第三隻眼》《絕望中誕生》《紅高粱》，它的勞動未被公允地評價，也是理所當然的，這要怪罪於批評的程式之一，是向作家的階段性代表作行注目禮。一個有抱負的刊物決不會沉默以對這種長久的寂寞。於是，我們便看到了《送你一條紅地毯》《兩程故裏》這些純粹地方題材的作品。然而，這在某種程度上，隻能表明刊物具備的兼收並蓄各類作品的一種風度，就像一個穿長衫的人備有一件燕尾服一樣，它的基本格局並無根本性的變化。它的堅定不移幾乎要讓人誤解為一種僵化。1990年伊始，《昆侖》連續地、隆重地推出了閻連科的《鬥雞》、李小渭的《喜馬拉雅的雪》、龐天舒的《藍旗兵巴圖魯》、蔡秀祠的《吹鼓手》。對這樣大的變化是無法視若無睹的。
它的意義並不在於以發表軍事文學為主的期刊，對一兩部厚重的非軍事文學作品的處理上，像從前對待《兩程故裏》，表達了一種胸襟之外，更主要的是表明一個刊物對自身賴以生存作家群文化層次、思維定式發生變化的敏銳感覺，並在此基礎上所做出的慎重冷靜的選擇。一個刊物，可以有一個明確的旗幟，以引起作家的關注，像《鍾山》近年來所倡導的新寫實主義，《收獲》所選作品所必備的書卷氣標準，以《朝華獨拾》欄目表達出的一種懷舊情結，《上海文學》打出的當代性、探索性的刊標。在文學發展的紛雜時期，這種做法的進步意義不能否認。但是，這種界定無疑會誘發出作家的急功近利，並且會扼殺作家的獨特的創造性思維。“五四”以來，我們的刊物的這種傳統，是應該對文學史上的缺憾負責的，它更多地慫恿了作家在某個時期的共性特征。《昆侖》以往的方針也應歸為這個行列中去。俄國18世紀初中葉，《現代人》和《祖國紀事》等刊物，也是先以一麵鮮明的旗幟而站穩腳跟的，那時公眾要看普希金、萊蒙托夫、富於戰鬥特性的前期果戈理，就會找這兩個雜誌。隨著社會變化，作家的思想、藝術觀念也隨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且不說普希金、萊蒙托夫已被扼殺掉，乞求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岡察洛夫、奧斯特洛夫斯基像普希金那樣在生活中也拿起利劍和投槍無疑是癡人的夢囈，如果真是這樣，俄羅斯就會失去了托爾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帶來的光榮。《現代人》和《祖國紀事》拿起利劍起家，終於能認識到精神終歸會戰勝利劍這個真理，它們不但能立刻認識《窮人》，也能對《雙重人格》表示一種寬容，它們旨在廢除農奴製，也可以對歌頌農奴製時期偉大的衛國戰爭的《戰爭與和平》發出喝彩之聲。相比之下，我們當今的許多刊物要顯得功利得多，小氣得多。這是毋庸諱言的。這也是我們看重《昆侖》發生變化的理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