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作為兩江總督的轄區，一直作為江浙的附庸，說窮不窮，說富不富，很低調地存在著。但是，恰是在大家都沒看好的江西，都督的爭奪，最為激烈。幾個月之內，接二連三，四易其主。
革命，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一個搶椅子遊戲。有理想的人淡泊名利，革命隻是為了實現理想。但革命過程中，有理想的人畢竟不多。革命起來，一大把官帽子掉地，被一群新人拾起。官帽子本身，意味金錢、地位、榮耀甚至還有女人，從來**力驚人。隻消革命成了功，官帽子就有人搶。辛亥革命，最耀眼的官帽子，就是都督，一省的都督，含金量最高，爭得最凶。在晚清，江西是個無足輕重的省份：東邊，比不過江浙；西邊，比不過兩湖；南邊，又不及廣東；北邊，也不及安徽、河南地理位置重要。江浙作為科舉傳統大省，出的人多。而湖南、安徽，因湘淮軍的緣故，也大出風頭，朝裏的人都比較多。所以，江西作為兩江總督的轄區，一直作為江浙的附庸，說窮不窮，說富不富，很低調地存在著。晚清編練新軍，江西到辛亥革命爆發，才練了一個協［旅］。但是，恰是在大家都沒看好的江西，都督的爭奪，最為激烈。幾個月之內，接二連三，四易其主。
江西的起義，發動相當早，武昌起義不及半月，九江新軍就動了起來，產生了一個都督，九江都督馬毓寶。然後南昌新軍也起義了，江西這樣的地方，似乎不可能有強人地方官的存在，巡撫和新軍協統沒有抵抗，兵不血刃，江西光複。鑒於新軍協統吳介璋是個老實人，因此起義的新軍推他做了都督。從理論上講，吳介璋這個都督跟湖北的黎元洪一樣，都是以非革命黨人身份被革命黨人推舉的。但是，他卻跟黎元洪沒法比。黎元洪是首義的都督，具有象征性意義，加上後來多少有點貢獻，而且得到立憲派的擁戴，一批軍官的擁護，所以，地位穩固。他跟江浙兩省有立憲黨人背景的都督也不一樣，江西的立憲黨人原本就沒有根基，他跟立憲黨人也沒有什麽關係，他的權力基礎，唯有推舉他的少數新軍士兵。革命之後，監獄裏放出來和山上下來了許多洪江會的會黨，這些人，說起來都是當年參加過萍瀏醴起義的革命黨，資格老，脾氣大。另一方麵，從外麵回來的留學生，個個也宣稱自己是老革命黨，資格更老，脾氣更大。兩邊的人，都張口閉口，說自己是孫文派來的，伸手跟都督要官，不給，就拔出手槍拍桌子。更可怕的是，自打洪江會下山之後，這些江湖好漢，就在南昌城胡作非為。討一個頭銜，就自稱師長旅長，成群結隊，背著大刀，頭紮英雄結，招搖過市，公開開賭，尋釁鬧事，甚至打家劫舍。麵對混亂，吳介璋束手無策，大體上管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