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戰勝保皇，得靠毛錐［筆］，靠演講，但當時靠這兩樣還不行，於是棍棒登場了。
革命和保皇之爭，是晚清的一大公案。革命的頭兒是孫中山、黃興，保皇黨的頭兒是康有為和梁啟超，前者主張革命，後者主張改良。論起事的資格，孫中山比較早，但鬧得動靜比較大的，還要數康梁。甲午之後到新政之初的這段時間，基本上是康梁的時代。畢竟，一場百日維新，驚天動地，直到國內立憲派興起，他們的靈魂也是康梁的思想。革命黨後來居上，曆史書上說，是源於一場大論戰，革命黨人的生花妙筆，戰勝了保皇黨。但這實在不好判定，兩家打筆仗，誰輸誰贏，其實沒法算的。直到辛亥革命爆發，說康梁一派就完全沒了市場，還真是未必。當然，有一點可以肯定，自同盟會成立之後，革命黨的勢頭的確起來了。但這崛起，並非單純靠筆杆子。
戊戌政變，康黨流亡海外。作為一場國家變革的失敗流亡者，他們據有天然的優勢。在世界各地，特別是那些華人華僑的聚集地，康梁們不僅受到希望中國變革的華人的擁戴，而且也得到各地政治團體、政客，甚至政府的青眼。康有為又是一個懂得做秀的政治家，一個原本不是給他的所謂衣帶詔，被他炒作到了極致。這個隻例行公事見過光緒皇帝一麵的小小的七品主事，儼然成了皇帝的師傅，大清的無冕欽差。好多人想要見他，不僅要上貨，而且必須下跪磕頭。就這樣，海外慕名者，絡繹道上，康有為的隻紙片字，都成了寶貝。作為一個流亡政治家，康有為實在是過足了癮——代理皇帝的癮。不僅如此，康黨還利用衣帶詔籌錢，說是衣帶詔給了康有為權力，可以給海外華人封爵，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再下就是各種騎都尉、雲都尉。封賞倒是平等，無論出身，見錢就賞。一個公爵一萬，以下依次減少。也不知道是不屑於做呢，還是那時作假技術不夠精當，反正康有為隻是這麽說說，連個假的衣帶詔也懶得做一個。但凡有人提出想要驗明正身，肯定劈頭蓋臉一通駁斥，衣帶詔決不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