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大家都認為朝廷搞假立憲，把權都攬在自己手裏的時候，作為小人物的立憲追隨者，其悲觀絕望，肯定要比他們的領袖更甚。
西方社會的市民［citizen］，在現代社會，是個很光明的形象。按照西方的理論，現代的西方社會體係，是由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發展而來的。但是，古代的中國，市民可不怎麽正麵。由於文化是農村主導的，所以，市民往往意味著沒什麽文化，不誠實，滑頭。市民不僅意味著大小商人，還意味著名聲不佳的車、船、店、腳、牙，以及官府的衙役。這些人，相對於農民，往往就意味著坑蒙拐騙。盡管這種壞名聲往往是被妖魔化的，但卻主導著人們的印象。要做大事，沒人信得過市民，直到曾國藩練湘軍，還依舊恪守不要城裏人的原則。
然而，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現代化努力，在中國的開放口岸城市，老的市民還在，但是新的市民，比如工人、機師、記者、醫生、買辦也出現了。發生武昌起義的武漢，就是這樣一個口岸城市。作為九省通衢的樞紐，當年的武漢，商路北至俄羅斯，南及廣州，西到重慶，東達上海，相當繁榮。加上清朝國家辦的巨型工廠漢陽鐵廠和兵工廠，都在武漢，所以，這個城市的新市民頗具規模，老市民也沒有因新市民的出現而減少。隨著市場的擴大，商業的繁榮，清朝原來街坊保甲式的管理方式逐漸失效。各個街道的商戶和居民，仿造租界，自發組成了保安會，負責消防救火和治安。保安會的會長，均為較大的商鋪老板，會員則由店夥和學徒以及居民義務充任。但需要購置的救火器材，則由各商戶分攤。每個保安會還出若幹“民警”，協助警察巡街。後來，在各街道保安會的基礎上，在城裏的立憲派士紳領袖湯化龍的倡導下，各街道的保安會聯合組成“漢口各團體聯合會”，作為市民的自治組織。這個聯合會的核心，是湯化龍聯合一些商界頭麵人物組織的銀行研究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