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過年的時候，見我閑得無聊，幾個電視界的朋友弄來了他們拍的一個小小的紀錄片——《聽樊修章老人講過去的故事》。片子很簡單，隻是講了一個普通人在過去一連串運動中的故事。當然，此公是個有文化的人，一生做過最顯赫的事情是翻譯了《浮士德》。據說他的譯本是最好的，這點我可以同意，因為最早看郭沫若的譯本，越看越覺得歌德不怎麽樣，到後來看了樊修章的本子，才知道《浮士德》原來竟然是這麽美的。不過，除此以外，老人好像就是養過很多頭豬，也殺過很多豬而已。
人生識字憂患始，老人一生的悲劇似乎隻因為他考上了北京大學。老人不是新中國的階級異類，如果不是他發憤讀書，以好得不能再好的成績在1953年考上了北京大學，那麽他最悲慘的遭遇，可能就是在“三年自然災害”的時候餓死，其實更大的可能不是這樣，因為他至少有中學文化，很可能會做個公社幹部，頂多在“文革”時挨點小批鬥，波瀾不驚地過一輩子，總不至於像他所遭遇的那樣，一次次地被整個半死或者大半死，而且罪及妻孥，更不可能在人家整他的間休期間，因為看不到書，而像《象棋的故事》裏的博士那樣幾乎發瘋。
新中國的民眾意識變遷，是一個以階級意識代替人性意識的曆史。在這個過程中，一部分有“原罪”的人，注定是要變成非人，一些非人早一點進了牲口棚或者上了屠宰台，一些晚一點，但早晚都逃不脫，老早就已經入了“資產階級”的另冊。更有意思的是，原罪隊伍在某個時間段，居然可以不斷地擴大，樊修章就是因為1957年反右的時候，在人家的動員下，說了幾句不該說的話，於是一個原本出身還好的人，跨進了原罪者的行列。不過，反右運動結束，經過曆次運動的積累，所有地、富、反、壞、右項目湊齊，原罪隊伍基本也就定型了。後來再想在名單裏填點項目，好像還真是有點難度，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大部分都平反了，所以“四清”運動的時候，全國農村幹部連一個地富出身都沒有，卻駭人聽聞地說全國大多數的政權掌握在地主富農手裏，棒子還是往已經打得稀爛的原罪隊伍的屁股上打。自“四清”運動末期到“文革”，史無前例地弄出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名目，乍一看，好像有原罪隊伍擴軍之嫌，但是且慢，如果當權的隻有走資派這一項頭銜，那麽用不著等到運動結束，他就會被解放，重新被結合進權力中心，繼續做他的當權派。真正倒黴的往往有著跟原罪類似的嫌疑，比如叛徒什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