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時候，看見教科書和一些文章上說，瞿秋白在“五四”時期，曾經寫過一篇叫做《俄鄉紀程》的文章，第一次詳盡而熱情地向國人介紹了蘇維埃俄國的情況，並且告訴我們，這是一個早期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十月革命的重要文獻，其價值僅次於李大釗之《庶民的勝利》等文章。長大了以後，找出《瞿秋白文集》，才發現人家當年的瞿大記者寫的原來不是什麽《俄鄉紀程》，而是《餓鄉紀程》，而且也絕對不可能是什麽翻譯上麵譯音選擇的差異，在那本不短的文章中，餓鄉與俄羅斯以及蘇俄同時使用，餓鄉，就是瞿秋白對蘇俄的一種專稱或者說愛稱。
原來，瞿秋白書中“餓鄉”一詞是具有特殊含義的。此詞的發明權在清朝學者管同，他將伯夷叔齊餓死的所在首陽山稱為“餓鄉”，許為心靈之聖境。伯夷叔齊是中國古代士大夫可望不可及的偶像，是所謂的“聖之清者”，比孔夫子的“聖之時也”似乎還要有境界一點。按瞿秋白的理解，伯夷叔齊“他們實際心理上的要求之實力，勝過他愛吃‘周粟’的經濟欲望”。（《瞿秋白文集》第27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4）而蘇俄，就是瞿秋白當時心中的餓鄉：“我現在有了我的餓鄉了——蘇維埃俄國。俄國怎樣沒有吃，沒有穿……饑，寒……暫且不管……他始終是世界第一個社會革命的國家，世界革命的中心點，東西文化的接觸地。”（同上）
瞿秋白是在1920年，作為北京《晨報》駐俄國的記者前往蘇維埃俄國的。在此之前，作為一個經受“五四”新文化運動洗禮的文學青年，對十月革命的俄國充滿了憧憬之情。到莫斯科之後，盡管隻能啃黑麵包，吃土豆，經常忍饑挨餓，但是仍然實現了他向共產主義者的初步轉變。事實上，那一代懷有類似的理想主義情緒投身革命的知識分子並不在少數，“餓鄉”代表著他們的一種固執而強烈的情愫，越是艱難困苦，就越是勇往直前，哪怕付出生命和青春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