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名實之相怨，久矣，是故絕而無交。
惠（慧）者知其不可兩守，乃取一焉。”
《管子·宙合篇》有這樣的兩句話，這把名家或辯者的發生說明得很清楚。《管子》書是戰國時代及其後的文字的匯集，但“名實相怨”之“久”，至遲我們可以推溯到春秋末年。孔子在當時已經在要求“正名”了。他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這所說的“正名”，並不是後人所說的大義名分之謂，而是日常所用的一切事物之名，特別是社會關係上的用語。
社會在比較固定的時候，一切事物和其關係的稱謂，大體上是固定的。積久，這些固定的稱謂被視為天經地義，具有很強大的束縛人的力量。但到社會製度發生了變革，各種事物起了質變，一切的關係都動搖了起來，甚至天翻地覆了，於是舊有的稱謂不能適應新的內容，而新起的稱謂還在紛紛嚐試，沒有得到一定的公認。在這兒便必然卷起新舊之爭，即所謂“名實之相怨”。在我們現代，正是一個絕好的例證，封建秩序破壞了，通常日用的言語文字都發生了劇烈的變化，舊的名和新的實已經是“絕而無交”，雖然還有一部分頑固分子，在死守著舊的皮毛，然而大勢所趨，聰明的人早知道新舊不能“兩守”，而采取新化一途了。春秋、戰國時代雖然在社會性質上和現代不同，而作為社會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則是極其相似的。舊時的奴隸製度逐漸崩潰了，新的封建秩序在逐漸產生的過程中。在這新舊交迭的時代，正所謂“青黃不接”，故爾“名實相怨，絕而無交”。例如以“君”而言，舊時是奴隸主，而今時多是由奴隸升起來的頭領了。“百姓”在舊時是貴族，而今時成為了庶民。庶民在舊時是賤人，而今時成為了國本。一切都須得調整，因而在意識形態上的初步反映便必然有“正名”的要求。故在戰國時期有所謂“名家”的產生，這件事本身也就足以證明在周、秦之交，中國的社會史上有過一個劃時代的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