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的產生應該上溯到子產。《左傳》昭公六年三月“鄭人鑄《刑書》”；當時鄭國是子產執政，這至少可以說是新刑律的成文化。晉國的叔向詒書反對，說“先王議事以製，不為刑辟”，而責難子產“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製參辟，鑄《刑書》，……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征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子產沒有接受他的意見，但也回答了一封信，說“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表明著《刑書》之鑄是有迫切的必要。
叔向的書無疑是經過後人潤色過的東西，但在大旨上很合乎當時的時代精神。在那新舊交替的時代，叔向站在保守的立場，想維持舊日的禮製而反對新政，認為刑辟之設是“爭端”的開始，其實這正是倒因為果。事實上是舊的禮製已經失掉了統治作用，世間上有了新的“爭端”，故不得不用新的法令來加以防範。子產說他是為“救世”，正是現實的政治家所表露出的真心話。
這新的“爭端”是什麽呢？便是春秋中葉以還，財產的私有逐漸發展，私有權的侵犯也逐漸發展，為保障私有權的神聖，便不得不有適合於新時代的法令之產生。子產的《刑書》雖然已經失傳，但它的內容是承認私有財產權並保護私有財產權是毫無疑問的。有名的《輿人誦》，便是絕好的證明。“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這表明在初期對於私有財產加以新的編製的時候，大家感覺著不自由。然而僅僅三年之後，新編製的意義正是承認並保護私有財產，大家也明白了，於是乎誦聲一變。“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私有財產得到保障，而且更加發展了。這位被人譏為“蠆尾”的政治家子產，確實是一位新時代的前驅者。叔向盡管反對他的政策，然而時勢所趨，更有趣的是僅僅相隔二十三年，而叔向自己的祖國，趙鞅、荀寅“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範宣子所為《刑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