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韓非子，根據漢人的分類法，是屬於所謂“法家”的，但嚴格地說時，應該稱為“法術家”。
在秦以前，法與術有別，《韓非》書《定法篇》言“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為法”，韓非則兼而言之。故可以說申子是術家，商君是法家，韓非子是法術家。
什麽是法？什麽是術？
“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眾端而潛禦群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難三》）
“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為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飭（原作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定法》）
據此可知，法就是有成文的國法，是官吏據以統治老百姓的條規；術就是手段，是人君駕馭臣民的權變，也就是所謂“君人南麵之術”。
韓非在言法的一方麵大體上是祖述商鞅，在全書中稱道商鞅的地方很多，比較詳細的有下列二項：
“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卻；故其國富而兵強。”（《定法》）
“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燔《詩》、《書》而明法令，塞私門之請而遂公家之勞，禁遊宦之民而顯耕戰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強。”（《和氏》）
明法令、設刑賞以獎勵耕戰，獎勵耕戰以富國強兵，這是商君變法的精神。商君這位政治家是乘著時代潮流的國家主義者。但韓非不十分滿意他。他所不滿意商君的有二點：第一是言法有未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