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時四五歲起所受的教育是舊式的，《四書》、《五經》每天必讀，雖然並不怎麽懂，但毫無疑問，從小以來便培植下了古代研究的基礎。
我和周、秦諸子接近是在十三四歲的時候，最先接近的是《莊子》，起初是喜歡他那汪洋恣肆的文章，後來也漸漸為他那形而上的思想所陶醉。這嗜好支配了我一個相當長遠的時期，我在二十年前曾經謳歌過泛神論，事實上是從這兒濫觴出來的。
在《莊子》之後，我讀過《道德經》、《墨子》、《管子》、《韓非子》。對於《墨子》我從前也曾謳歌過他，認為他是任俠之源。《墨經》中的關於形學和光學的一些文句，我也很知道費些心思去考察它們，就和當時對於科學思想僅具一知半解的學者們的通習一樣，隱隱引以為誇耀，覺得聲光電化之學在我們中國古人也是有過的了。
十七八歲時做過一些諸子的抄錄，把警粹的文句摘取下來，目的自然是在供給做文章時可以運用的辭藻（五年前我曾經回過我峨嵋山下的老家，發現了這樣的抄本，現今我還把它保存著在）。
這些雖然說不上是研究，但也總可以說是我後來從事研究工作的受胎時期了。
我是生在過渡時代的人，純粹的舊式教育在十二三歲時便開始結束，以後便逐漸改受新式教育。尤其在一九一三年出國，到日本去留學之後，便差不多完全和舊式教育甚至線裝書都脫離了。
在日本的學生時代的十年期間，取得了醫學士學位，雖然我並沒有行醫，也沒有繼續研究醫學，我卻懂得了近代的科學研究方法。在科學方法之外，我也接近了近代的文學、哲學和社會科學。尤其辯證唯物論給了我精神上的啟蒙，我從學習著使用這個鑰匙，才認真把人生和學問上的無門關參破了。我才認真明白了做人和做學問的意義。